崇祯对袁继咸的话是一句也听不进去，不过他和杨嗣昌一起历尽千辛万苦逃出贼营回归朝廷，也不好驳斥他，随口应付几句，就打发他出去了，又开始问杨嗣昌：“卿家乡陷贼之后，可有消息？”
杨嗣昌答道：“族人星散，多为贼流放琼州，妻儿为贼所拘，现在武昌，家乡只余些远亲，家中田亩皆为刁民无赖瓜分，祖宅已改作闯贼军学之所，唯祠堂坟茔尚安，然乏人照料，日益破败。”
袁继咸是江西袁州人，他家也“陷贼”了，但崇祯压根没想起来这事。
崇祯着重问了问李自成和张献忠在南方均田的事情。杨嗣昌这个人问题不少，但还是个能做实事的，比那些不知兵从何招、饷从何来的书呆子强得多，他靠着道听途说和逃亡时的见闻，把闯西二营的土地政策也说明白了六七成，还加了一点自己的见解。
杨嗣昌对于均田的弊端还是看得比较准的。比如说会有地痞流氓趁机冒领土地；在分配无主地时，主管官员会给闯军家属，尤其是和自己亲近的战友的家属分好地，给一般流民分薄地；清丈田亩时，会有很多欺上瞒下的现象。这都是均田过程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但杨嗣昌也不得不承认，闯军丈田的效率还是比大明高，舞弊当然有，却也没有五千亩地瞪眼报五百亩的事。而且均田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耕者有其田不仅是农民起义者的梦想，同样也是儒家的终极理想之一。崇祯年间，有不少大臣提出过均田限田的主张，当然，崇祯一条都没采纳，因为都是随便一看就知道是扯淡的办法。
比如说，将一户人家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定为一千石（可能是日本来的穿越者），多的就要没收。就连崇祯也能一眼看出，这种政策要是真有人敢推行，肯定是官不聊生加民不聊生。
再比如，按照官阶限制占田，一品官可以占十顷田、一百间屋，按照品级递减。拿鼻子想也知道基层能把这种政策玩出多少花样。
闯军的均田政策其实还没有这些办法严谨，各地的政策都不同，随意性极强。然而，大明靠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直接把人换了，比定什么法都管用。
崇祯可以随便杀大臣，可他不能把整个官僚系统都换了，哪怕他杀人杀得像朱元璋、朱棣那样多，也只能给自己留个残暴的名声而已，官僚还是那些官僚，因为你杀得再快也没有源源不断的士绅的补充速度快，杀了一拨人，正好给另一拨腾地方。
这件事的重点不在破而在立，制造一个能够与原有的官绅争夺统治权的利益集团，就算不挥舞屠刀，也能起到换人的效果。新换上来的人还没过保质期，便能在一定限度内适当均一下田。至于以后一样烂，那是以后的事了。
不过现在，崇祯倒有一个绝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