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丈，那个人在冲咱们喊什么呢？他是大官吧？”金河号距离那艘高大的楼船越来越近，已经能看清楚对方甲板上的人了。此时楼船的三层楼顶上正站着一群人，其中有位穿紫袍的，看上去应该是文官，但脑袋上却带着一顶头盔，不伦不类的。
“甲板炮抬高两度，瞄准楼顶那群人！底层舰炮调低一度，瞄准水线下的位置！准备……左舵五……开火！”洪涛不认识赵范，他觉得站在楼顶冲着自己指手画脚的那个家伙说不定就是。既然要打，那就往死里打，一个死了的敌人永远比一个活着的敌人好处理。光是击沉这艘船不足以制对方于死地，干脆把甲板炮和霰弹也用上，打不死他也得喷死他！
楼船上的人确实是赵范，他去年就把水师的指挥权拿到手了，在他看来，陆地上的蒙古人很难再发动进攻，与其在襄阳待着啥功劳也捞不到。不如来指挥水师，欺负欺负蒙古水师，好歹也弄个护驾有功啥的。至于说他一个陆上将军能指挥水师作战吗？他懂水师作战吗？这就是南宋朝廷的昏庸之处、可恨之处。
在他们看来，只要是文官。都可以指挥军队作战，甚至比那些粗鄙不堪的武将指挥得更好。因为他们读书多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能，没理由比不上斗大的字不识一筐的武夫。要是打了败仗当然就是手下的武将不听指挥。连累了自己；如果打了胜仗必须是自己这个主帅指挥得力，然后是官家决策英明、最后才是三军用命啥的。
去年刚接手水师的时候，就赶上了蒙古水师小规模南侵，双方在长江口打了一仗，然后赵范就发现同陆地上的蒙古兵将比，蒙古水师要弱得多，尽管他们的船只比较大，但战法生疏，最终还是被打了回去，他这个刚上任的水师主帅还获得了不少战绩。
那时候赵范觉得自己来当水师主帅这个决定真是太英明了。只要蒙古水师再来一两次，自己能守住长江口和钱塘江口不让他们进来，就是大功一件。事后再找一些关系不错的文人墨客帮自己吹嘘吹嘘，那必须是当代的岳飞啊，国之栋梁！有了这个功绩和声望，自己就能和郑清之一伙斗上一斗了，自打这位宰相带着皇帝见了那支所谓的金河湾人的船队之后，也不知道被灌了什么汤，居然开始大力整顿厢军，还弄了什么建设兵团、开办水泥厂。
这就太不应该了！建设兵团可以弄、厢军也可以整顿、水泥厂也可以开办。但这一切怎么可以由皇帝和宰相一手把持呢？你们把活儿都干了，要我们这帮大臣干嘛用？而且这里面的巨大利益居然也不分配分配，这还叫什么和士人共治天下？干脆叫和商人共治天下得了！
士可忍孰不可忍！郑清之和官家现在伙同在一起，还蛊惑了不少言官替他们四处吹捧。搞得朝廷里都快成一言堂了，像自己和弟弟赵葵这样忠于大宋的重臣越来越没有出彩的机会了。于是他和他弟弟就开始和朝中一些有识之士订立了攻守同盟，大家一定要起来斗争，和皇帝斗、和宰相斗，你说东我非说西。什么对国家有害没害、什么对人民有利没利，那些都是旁枝末节。只要站住了大义这个道德制高点，就能把一切人打败，连皇帝也一样。大义是啥？当然是士人阶层的利益，说白了就是自己的利益，因为自己就是士人阶层的重要代表之一嘛。
但这次和皇帝的斗争好像没以前那么容易了，朝中出来了几个大臣和皇帝站在一起，比如郑清之、比如吴潜这样的。这些吃里扒外的家伙白白披着一身士人的皮，却干起了商人的活儿，整天念叨国库充裕了多少、花费少了多少、水泥厂对北方防线和水利建设如何如何有利，却忘了一件事儿、一件最重要的事儿！
就算国家建设得再好，如果不属于士人阶层，有什么意义呢？用后世的话说，这些人的屁股坐歪了！立场出了问题。不管谈论什么问题，只要把这个大帽子往对方头上一扣，好像真理就全在自己这边了。国家是士人阶层的国家，不是所有人的国家，国家好不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它属于谁！
这些人为什么会突然转变立场了呢？赵范认为罪魁祸首就是那个洪涛！自打他出现之后，先是在广州那边搞什么海峡公司，带着一大群商人跑海商。跑海商自己不反对，自己家族里也有人跑，但这种模式赵范很反对。怎么能让商人自己做主呢？应该由他这样的士人代表来统领嘛，不管会不会经商，立场要坚定！
现在好了吧，那些商人越来越过分了，有了钱不拿出来供奉自己这些社会精英不说，还弄出来什么报纸，卖得到处都是，连临安城里都能花几个铜板买到。上面不光有做买卖的事情，还讨论起朝廷政务来了，说得头头是道。最可气的就是他们居然自己建学校，不再教授圣人教化，而是专讲什么经商、数术和航海的知识，这不是舍本逐末嘛！没有了圣人教化，还要自己这些人毛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