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二者共同作用，那百姓的日子就别想过了，不被逼死也得饿死。高峰当前的主要任务便是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他在与朝廷交流的方案中提出了一些减轻农民负担的事情。首先把税收统一，减免那些乱七八糟的税制，除了向农民收取统一的三十税一的农业税外，那些佃户租用土地的地租不得超过三七的标准。
实际上，高峰更倾向于二八的标准，只是这样可能会令那些大地主无法接受，一旦他们抵触，发展之策早晚得流于形势，高峰决定此事得慢慢来。
除了减少农民的负担外，还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其中包括增加土地的利用率，使农民多建一些粮食；安排农民闲暇时打工挣钱，多一份额外收入。
这样一来，当地农民基本能够安下心来了，他们产出的粮食也会有的多余，而这时高峰则用收购的方式从农民手中购买粮食，这些粮食就是他的备用粮。
对付天灾虽然没有好的办法，但大力兴修水利确是必然的措施。
京东两路本来就是河流纵横，利用好这些河流是兴修水利的首要任务，因此，高峰号召各地，集中力量在冬季把水利兴修起来。
至于修水利所需钱财，高峰则叫各地银行进行评估，适当的给予贷款，同时也要求官府到民间集资，从而缓解一时的资金紧张。
就这样，在高峰的指导下，京东两路很快展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人们争先恐后的工作，而手头也渐渐宽裕起来。
这样一来，大宋一下子出现了两种景象，一边是一部分官员在朝廷的授意下，不断地盘剥当地百姓，使得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另一边是京东两路，这里的百姓们生活顺心、工作安心，俨然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要不说赵佶是个昏君，不但如此，他还很粗大条，在一个国家内竟出现两个极端，一好一差，一富一贫，这就造成了巨大的反差。
反差的结果并不是一件小事情，那会使得不稳定性因素增多，更主要的是人们因趋利而可能产生大量的人口迁徙。
此事自然有大臣向赵佶点明，可他并不为意，他对高峰已深信到骨头里，那些所有可能对高峰造成影响的言论，他一律都打回去。
再者说，他也有道理：自己的百姓都养护不住，还怪到别人头上，要这样的官员有何用？
如此奇葩的说法，也只有赵佶才能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