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财政赤字。
在前文讲述石重贵的内政时，已经用了大量篇幅介绍后晋末期的自然灾害和朝廷的无尽剥削，在此基础上，兵连祸结，与契丹打了将近五年的灭国大战，使得中央财政雪上加霜。
战争结束后，中原的新主人——契丹，不仅没有致力于恢复战争创伤，反而变本加厉，敲骨吸髓，榨干了中原汉地的最后一滴血。
而后汉就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的，所以刘知远要面对的财政赤字，远比石重贵要严重的多的多的多。
第三，是暗流涌动的内忧。
国内（原后晋控制区）各道、各镇虽然纷纷表示称臣归顺，但这些“俊杰派”的忠诚度是十分有限的。
特别是像杜重威，他们曾经真心实意地服侍过契丹，是如假包换的卖国贼、汉奸，他们非常担心刘知远会反攻倒算，追究他们的叛国行径，故而是嘴上喊哥哥、手里摸家伙，叛乱是随时可能发生的。
最后，是严重的外患。
后蜀无疑是晋、辽、汉兴替之际的最大受益者，在这场大灾变中，后蜀蚕食中原王朝的西部领土，将大散关以南的土地全部占领，贪婪的触角甚至伸到了凤翔、长安。
在刘知远入汴的当年，后蜀孟昶就使用武力威胁和政治诱降两种手段，胁迫、引诱后汉的封疆大吏归降，比如凤翔节度使侯益。
年底，后蜀以中原的两个降将挂帅：以张虔钊为北面行营招讨安抚使、以何重建为副手，率领大军从成都出发，旌旗连绵数十里。
张虔钊，是李从珂称帝时，投降后蜀的降将；何重建，是契丹灭后晋时，投降后蜀的降将。二人现在为虎作伥，成为侵略祖国的正副元帅。
后蜀大军多路出击，夹攻凤翔，又派军出子午谷，与长安的叛军赵匡赞遥相呼应。赵匡赞，就是赵延寿的儿子，他的叛乱就属于上述的第三条，刘知远的内忧，表面上归顺刘知远，背地里却勾结境外势力，入侵后汉。
最终，陷入重重包围又孤立无援的凤翔节度使侯益选择了投降。至此，凤翔、长安，帝国西部的两大重镇沦落后蜀之手。
这还没算完，侯益、赵匡赞为了向新主子表忠心，联合上表，请求后蜀继续向东发兵，先定关中，再平中原。
好大的志向。
淮南方面也不甘寂寞，早在刘知远入汴之前，南唐李璟就打算出兵中原，在晋辽乱局中分一杯羹，当时南唐正陷于福建战争的泥潭中，等他抽身出来之后，刘知远已经顺利进入汴州，“闻汉入汴，兵遂不出”，但是北伐总司令李金全“犹带衔不革”，北伐总司令的编制予以保留，说明李璟并未完全死心，而是伺机待发，蠢蠢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