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大学士李东路、兵部尚书王元、定国公赵广、勤国公向河、户部尚书郑桓、飞翎卫都指挥使杜宁……几个人相继被宣召进宫，在保和殿见驾。一番前后梳拢和商议之后，最终的意见终于被确定下来，而在随后的几天里，启元帝依然是毫无动静，每日处理处理日常的公文之后，便退回养心殿休息，对于前方东南一地的战事，竟依然是不闻不问，似乎就此放任下去了。而之前那些压下来的折子，似乎也早就忘到了脑后。</p>
如此一来，都察院御史台的一些人再也坐不住了。这个时候，正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机会，也正是豁出性命发表言论搏出位刷存在的时候。以佥都御使钟良、副都御史李青山为首的言官集团，忽然间像被捅了窝的马蜂一样，有关东南战事的折子，各级将领贪墨粮饷、欺压百姓的折子，东南水患各府州县官吏处理不当的折子，甚至还有人上了一道弹劾皇上纵容臣子的折子……如此折腾了两三天，启元帝被弄得烦不胜烦，终于火了。</p>
这些言官的存在，不可否认是有一定的正面积极作用的。然而在有的时候，他们却由于自身所处的位置，个人的履历和人生经验，以及所代表的阶层利益等种种因素的限制，对有些事情难免缺乏正确的判断。尤其是对于军事上的一些事情，不仅仅是这些言官，包括大部分的文官也都一样是外行，眼睛只盯着战事的结果看，对于各场战事牵连到的很多内在因素，并没有根本性的认识。</p>
比如眼前的这场东南战事，便也是这样。最开始的时候，吴军势如破竹占了上风，当时不仅仅是战场上颇为被动，朝堂上也被这个突然出现的结果打傻了。除了少数知道内情的人之外，绝大多数人第一时间都有些迷茫，不知所措。而一俟战事进行到中期，朝廷后发制人，取得了战场上的表面优势的时候，先前一直找不到方向的文官系统，终于开始发声。但他们只知道疯狂地歌功颂德，一边称赞着皇上的英明神武，一边夸奖着前方将领和士卒的骁勇用命，眼中只看到了大胜的结果，却忽视了之前连番大战之后，双方的战斗损失。有些时候，即便知道了这些，他们也不会说的，战斗损失那是五军都督府和兵部的事情，和他们没有关系。胜利的时候，这样做自然无可厚非，但在眼下，前方形势有些不妙的时候还这样不管不顾地瞎起哄，那就不是启元帝能够容忍的了。</p>
根据前方送来的军报和飞翎卫系统密探送来的谍报，两相印证，前方连番血战之后，吴王叛军固然是损失惨重，朝廷军也一样亏损严重！三岔口一战，足足打了七天有余，仅仅在这个狭小而险要的关隘处，朝廷就损失了足有八千余人的人马！而相比之下，虽然东阳卫的守军人数只有朝廷军队的四分之一甚至是五分之一，但除却东阳卫兵精将锐之外，对方还有地理上的巨大优势，因此东阳卫的精锐损失相对下来要小得多，连番几场血战下来，东阳卫竟只损失了两千余人，剩下的千余人马，尽管伤兵残卒众多，却仍旧且战且退地撤回了东江梁河一线！</p>
而在北线江阳一战，虽然最后朝廷军队稳住了局势，仍旧将叛军逼迫在江阳一线，但由于先前的高歌猛进，造成大部分将士的骄纵之心，一时的失察导致了江阳一战的被动局面，结果虽然局面未改，但一战过后，却白白地损失了万余战力！损失此战过后吴军也一样损失严重，但损失的多是流民和散兵，招募来的海寇江寇的乌合之众，反而吴王敌袭的三卫兵马，相对地保全得很好，此消彼长之下，朝廷先前积累下来的巨大优势，忽然间变得并不明显了。</p>
然而即便这样，局面依然可控。在这样的情形下，尽管朝廷不发一言，前方的将士心中也必然知道自己的错误，临阵之时一定会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严查，在这个时候，身为后方的决策者和操控者，必须要有一定的大局观，要允许前方的将士犯错，并且还要给他们改正的机会，即便是很严重的错误，也不能在这种关键时刻背后捅刀子。何况之前的错误，并不是将士们羸弱怠战，不肯向前，也不是通敌叛国临阵倒戈，既然不是杀头的罪过，又何必急在一时呢？但是这番道理，启元帝只能自己心里想想，却不能宣之于口，言官有言官的职责，也不能封了他们的嘴。</p>
于是接下来的这些天，启元帝便开始烦不胜烦，但是他仍旧在忍耐，因为他知道，自己最大的一张底牌，已经到了该打出来的时候了。三天之后，就在东南战事的双方都在对峙，彼此都在积蓄着力量准备最后一搏的时候，忽然汉南之地传出了一个消息。</p>
消息来自林武曾经在任数年的昌宁府，在前方两军对垒，即将拼尽全力最后一战的前夕，一个老人走进了昌宁府的大堂。据传，这名老人自称叫张灯禅，手中拿着皇家信物，金册印玺一应俱全，竟是王爷的印绶！与此同时，这位老人对昌宁府宣称，希望昌宁府对前方交战的双方发布一个紧急行文，休兵罢战。同时呼吁吴王张秀，放下手中的刀枪，向当今皇上负荆请罪。如果吴王张秀不听劝阻，那么他将以个人的名义，向整个大建朝的诸王发布公告，号召所有的王爷，尽弃兵财，助朝廷平叛。</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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