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得这样直白，把我造了个大红脸，恼怒地打断：“高煜，不许胡说！”
高煜叫我抢白一下，稍稍平息些，想了想竟然恳求道：“施慧听我的，离他远点，这小子不定性，你别叫他骗了！”
我沉默地看着他，不知如何接这个话题。高煜觉得失言也再不看我，只用拳轻砸桌面自言自语：“唉，真想现在就出去，真不应该鼓励你去东辰……”
我望着他焦躁不堪的样子，突然意识到，他之所以这般失态，也许是在嫉妒，他嫉妒刘春是自由的，他嫉妒刘春能和我在一起，他嘴上不说，可能一直把刘春当成一个潜在的威胁。我痛心感受着他的无奈，心又软了起来，安慰说刘春现在天天操心东辰，根本都顾不上理睬我，他早就没那个幼稚的想法了。
如果当时不是高煜身陷囹圄，依我的性格，早就对他把话讲开，让他断了这个由来已久的想法了。我那时已经认定，无论是他还是刘春，都不会是我爱情的终点。只是对高煜，我从来就无法像对刘春那样当断就断。特别是知道他入狱后，父母的强硬态度，再感受他对我一再的依赖，我就一直心软，一直不忍心说出绝情的话来。我曾这样想，如果在这短短的一年里，我能成为他安心改造的一个幻想，那我心甘情愿做出些牺牲，让他抱着这一线希望，等他出来再把话说开也不迟。我始终觉得，只要走上社会，高煜还会是生活中的一个强者，他的软弱只是暂时的。
我又说了些鼓励的话，探视的时间就到了，我和他约好下个月见面，临告别时高煜还不忘叮嘱我，下回一定给他带些东辰的资料来，我答应了他。
一监区周大明副队长一路送我出去，边走边笑：“我说施慧呀，你就是这个高煜的一剂良药，你来一回二十分钟，抵我们和他谈三天三夜！”
他这么一说倒叫我想起一件事来，站下指了他问：“我打边宝庆的事，上次高煜就知道了，是不是你说的？”
周大明就一脸坏笑地看着我，得意洋洋道：“是我，怎么样？”
我又好气又好笑，作势挥拳要打过去，他假装一抱头：“呀，女侠不要扁我！我可是在做思想政治工作，我以此为例告诫他要好好改造，我跟他说人家施慧为你差点把工作都丢了，你不好好改造对得起谁呀！”
我哭笑不得：“大明你可别给我惹事了，他现在都想歪了！”
周大明看着我，毫不吝啬对我的溢美：“好，回头就告诉他，不许胡思乱想！我们施慧是谁呀？是二狱之花特警英雄，多少管教想得神魂颠倒都追不上，他这辈子呀，就死了这份心吧哈哈！”
这时，有几个同事看见我，热情招呼着也过来送我，大家说说笑笑到了大门外，看见监狱的小车停在门前，司机把头探出窗来招呼道：“施慧上车，丁狱让我送你回去！”
我再次感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感动得一塌胡涂，不好意思地摇手说替我谢谢监狱长了。这时突然听见有人字正腔圆地叫我的名字：“施慧，你要是不着急就等一会儿，跟我一起回去吧！”
我闻声回头，居然看见了高煜的母亲祈文芳，她刚从一部汽车上气度不凡地走下来，显然也是按规定时间来探视儿子的。方才很可能见到我这边的情形，所以才向我发出邀请。我始终和她无法亲近，赶紧礼貌点头说声阿姨不用了，然后改变主意上了监狱的车。
司机开动车子后，从倒视镜看了一眼，敏感道：“32号，这不是政协就是人大的车。”
我也好奇地回头看了一眼，猜想可能高元林已经再度任职了。
从这年十月起，我以一个学历商历双白丁的身份，进入了东辰集团东北分公司的高层。虽然任命只是个叨陪末座的总经理助理，但老战友嘱托给我的重任，却是要限制总经理在省城的一些出格行为。她笑着说只要郑子良再出偏，我就可以随时请示尚方宝剑，其实就是打小报告告御状。虽然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我还是应允了下来，因为战友的托付充满了强烈的正义色彩，叫我振奋叫我折服。我已经把我所看到、所听到的关于强尼酒吧、东辰拳馆的怪事都对她合盘托出，我说郑子良虽然深爱肖东琳，也称得上言听计从俯首帖耳，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对肖东琳说，哪怕一点点的过激与偏差，也许就把东辰在东北的声誉给毁于一旦。
我这样坦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东琳好。我是真心实意为她的事业担心，也是设身处地为东辰公司的前途着想。我总是心太软，当听到东辰正处于逆境中，东琳四面楚歌，我就无论如何也再说不出要离开东辰的话了。
程垦对东辰公司东北分公司前途的预言显然不够准确，肖东琳不光没有撤离东北的意思，相反东北特殊的地埋环境，新兴的边境贸易，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优惠政策，都对她十分吸引，她说准备把重心移向这个经济亟待开发的广阔天地。
我就是从那次西南之行起，从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真正进入了东辰公司。后来我才知道，与其说是我是进入了复杂的权力争端，倒不如说是从此陷入了神秘的急流漩涡。我的名字叫施慧，但我却缺乏一双慧眼，那时还无法看清东辰集团的诡秘内涵。
这一点，程垦和刘春要比我清楚得多。<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