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昏睡中被推醒，睡眼矇眬看见一位女警正在弄我的，我当时还没完全清醒，下意识地躲闪了一下，有人在门外冷冷地：“别管她！愿意戴就让她戴！”
这一天是大年三十，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在清洌的寒风中，我坐入一辆已经启动的警车，它张扬地拉着警笛，一路畅行无阻开到郊区某军用机场。一架小型军用机静静地停在那里，它将载着我和两名专案组成员飞离省城飞向首都北京。
除了“跟我走”、“上去”、“坐这里”的简单指示，没人对我再解释什么，没人多看我一眼，但我已经发现自己身份在悄悄改变。因为两位昨天还横眉立目的专案组成员，上机就坐在第一排疲惫不堪伸腿歪头地睡了过去，再也不管我这个危险人物，我振奋地沉默着，猜测着此行目的。
飞机起飞后一个多小时，当舷窗射入第一缕金色的阳光，我也开始有了第一生理要求，我自行起身向机舱尾部走去，简单洗漱一番再回来，发现座上多了矿泉水、面包和双汇肠。一位佩空校衔的空军军官，微笑自我介绍说他是机长，这是早餐。他的笑容让我备感亲切，要知道，那可是我两天来看到的第一个善意微笑。我感激不尽地对他点头，不客气地把矿泉水拿了起来，我那时嘴肿得很厉害，但饥渴战胜了撕痛。我拧开瓶盖先把水小口送入嘴中，矿泉水冰凉彻骨，喝得我痛苦不堪。我又把面包揪成小块，胡乱往嘴里塞。我费了半天劲才算吃完一只，又去拿那半瓶水，突听一声惊问：“哎？你，你是怎么摘的？”
原来前座的年轻警察已经醒了过来，也正在吃早餐，此刻塞了一嘴的面包，正回头探身看我，好像我是个天外来客。我知道他变颜变色的原因，因为那副挂了一天一宿的，此刻明晃晃地搭在椅背上，而我用解放的双手，正大模大样地连吃带喝。
我从昨天起就没有开过腔，此刻费力张口，向他解释：“刚摘的，上厕所不方便……”
他眼睛瞪得老大，好奇心已经战胜了厌恶感，继续问我：“你怎么摘下来的？”
我那时很想与他勾通，就试探道：“吃完饭，我再戴上行不行？”
他面孔立沉瞪我一眼继续早餐，这时，在前座我看不见的地方，冷冷发出一个声音来，是那位专案组主审警官的声音，他说：“不用了。”而后再就没话。
机长在一边看得分明也来了兴趣，一再要看脱铐的过程，我对他印象极佳，就真的给他演示了一番，他虚心请教又实际操作，最后也没学会。那个北京刑警也坐过来，一直冷眼旁观，最后大概也看得无趣，咬着火腿肠不屑走开，扔下一句贬语：“雕虫小技！”
他的态度，彻底断绝了我想继续勾通的所有**。后来我知道，正是因为对那位徐处长殉职的悲痛正烈，他们对我恨意仍浓余怒不减，所以根本不想与我多说哪怕一句话，这也直接造成了接下来的尴尬局面。
下飞机后，我被专车接到位于朝阳区的中日友好医院，在一间院长办公室里，有人向我介绍几位官员，当我听清一位是外交部副司长、一位是*安部外事局负责人时，真是如堕雾里晕头转向，好在当兵时还算见多识广，保持了基本的镇定。因为我当时形象卓绝，称得上是鼻青脸肿，所以他们看我的表情倒有些惊讶。那位外交部的副司长，还指着我的手脸关怀备至地问：“怎么，小施也受伤了？一会儿也在这里检查一下吧。”
我来不及说什么话，已经被拥着向外走，我莫名其妙地被一路拥入这家著名医院的贵宾区，百思不得其解地被动前行。这时，贵宾病房门前，几个衣冠楚楚的人映入我的眼帘，他们似乎在迎接我们一行，其中一位中年人鹤立鸡群，他似乎认得我，正向我微笑颌首致意，这笑容中有我极熟的成份，我怔了一下猛然认出来他是高炬，立刻止步。
当时，离那间贵宾病房只有十几步远的距离了。
我已经有些明白，但还是转头发问，这是我到北京后，首次主动开口，我问：“带我来这里，要见什么人？”
那位副司长闻言双眉紧蹙，目光严肃看向同行的*安部领导，好像在问：“怎么回事？”
*安部的领导则把威严的目光挪向手下，沉声发问：“怎么你们没向小施说明白吗？”
直到领导逼问，那位下飞机后一路陪同我来医院的年轻刑警才转向我，勉强开口：“是这样，嗯，吉田百合子马上就要回国，她想在走之前见你一面。”
果真如此！
我从心底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不知为什么，阴霾尽开终得解脱的刹那，我的心抽痛了起来，继而控制不住热泪盈眶，我低头拼命想掩饰自己的激动，可肩膀却不听召唤地抖动起来。有行泪水滑下面颊，刺痛了我肿胀的脸，我赶紧擦去，只说了一句：“对不起，我不见她！”就转身穿过人群向病区外跑过去。
有人追上来把我就近推入一间医生办公室，里面的几位医生都惊讶起身，然后在院长的指示下退了出去。我听见有人在逼问我：“为什么不见？吉田的命是你救的，她是想当面感谢你，你为什么不肯见她！”
说真的，我当时的心情极度复杂，实难以一言蔽之，就一声不吭，坚决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