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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论诸葛亮接下来会借鉴先秦哪家流派的经验来解决刘备的燃眉之急，至少蔡吉师承齐法家俨然已是天下共识。齐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在齐国形成的法家派系，以齐国国相管仲和晏婴为主要代表人物，主张尊王攘夷、商德保民、以法治国、法教兼重。而蔡吉自穿越以来所推行的以工代赈、宽刑省禁、富国强兵等种种政策，乃至她喊出的“尊王攘夷”口号都与齐法家的理念不谋而合。所以也就无怪乎外界会称蔡吉为“女中管子”了。
有道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于蔡吉的诸多政策皆出自齐法家，其治下的青、徐、冀三州很快便掀起了一股子法家热。龙口讲武堂的儒学院更是专门开课着重讲解《管子》、《晏子春秋》等齐法家著作。
在后世一般人总是认为法家是一个与儒家相对立的思想体系。可实际上先秦和两汉时代的学者都公认法家有两个体系。其一为春秋时代的齐法家，后世又称“东方法家”。其二为战国时代的秦晋法家，后世又称“西方法家”。虽说两者都是法家，但秦晋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齐法家主张以法治国，法教兼重；秦晋法家奉法、术、势为至尊与圭臬，齐法家则既重术、势，又重法、教。
由此可见，齐法家与儒家在“德治”方面还有互补，笃信“法治”的秦晋法家却是彻底与儒家“德治”对立。事实上汉儒对暴秦与法家的口诛笔伐也主要集中在秦晋法家上，对齐法家则持理解和肯定的态度。像是《过秦论》的作者贾谊就有管商之别。他一方面批判商鞅，“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另一方面贾谊又赞同管仲的理念，认为“使管子愚人也则可，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
说到底儒家是个偏向理想主义的学派，其不少理念在现实中是无法贯彻落实的。而在汉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为解决现实问题。就需要一个理性的工具性学说来进行互补。齐法家既有法家严而少恩、治道实效的一面，又有以人为本的一面。像是管仲就主张“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正是由于齐法家和儒家在“德治”有互补，方才会出现后世所谓的“阳儒阴法”现象。
因此眼下儒学院教授齐法家非但不会引起儒生的抵触，相反为了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儒生们都对《管子》、《晏子春秋》等齐法家的课程趋之若鹜。毕竟在这个时代普通的寒门子弟能有一套《论语》已是实属不易。便是书香世家也不见得家家都会收藏有《管子》。更别说是被秦始皇列入禁毁名单的《晏子春秋》了。加之明年开春齐国会进行第三次开科取士。不管是揣摩上意也好，研究政策也罢，在众多赶考者眼里讲武堂的齐法家课程都是他们考前冲刺的最佳选择。
不过当下龙口能讲《管子》与《晏子春秋》的学者十分有限，除了崔琰、田丰、郭嘉之外，也就鸿儒蔡邕之女蔡琰能算得上半个。当然蔡吉本人也能开讲《管子》和《晏子春秋》，但是考虑到龙口开科取士在即，出于避嫌她还是决定暂时不亲自授课。只是如此一来讲授《管子》与《晏子春秋》的课程就相对比较稀少了。
十月末的龙口刚下过一场冬雪，薄薄的积雪令青石板铺就的小路湿滑得好似冰面一般。然而在得知田丰今日会在儒学院开课讲授《管子》后。王祥却是不等天亮便自打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并劝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汉朝的士人便以尽忠于皇帝，尽忠于社稷为立身准则。当时的官员，有“循吏”之谓。循吏对中央政权耿耿忠心，敢于上书进谏，且出于真心。在西汉前期，循吏的命运还算不错。即使有时难免受到不公正对待，但大抵最终还能受到赞许。可到了东汉末期。朝政**，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一些循吏不仅终生不受重用，甚至还饱受迫害。当君主开始视臣子如土芥，循吏所秉承的儒家道统自然也就不再为人所重视。待到董卓废帝，群雄并起，皇权威仪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大批士人开始视儒家名教为无物，进而疏离大统一政权。
在此背景下何晏喊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固然能引起诸多年轻士子的共鸣，可光凭经学、玄学和谶纬终究无法解决现实中的社会、经历、政治问题。反观蔡吉以一介女流之身，凭齐法成就一方霸业。故而在王祥看来众学子从四面八方赶来龙口求学，不单单是出于备考科举谋求一官半职的需要，更是为了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之中探寻出一条真正实用的救亡图存之路。
实施证明，有相似想法的远不止王祥一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赶来讲堂听课的学子那是愈来愈多。待到田丰到场，偌大个讲堂俨然已被挤得满满当当，甚至还有没占到位子的学子干脆就站在堂外听讲。面对讲堂内外热切的学子，田丰倒是显得颇为淡然。正如郭奕所说田丰善法、势，他今日开讲的内容便是《管子》中有关法治的“任法篇”。
在任法篇中管仲在开篇就直言，“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即圣明君主依靠法度而不依靠智谋，依靠政策而不依靠议论，依靠公而不依靠私，依靠大道而不依靠小事，结果是自身安闲而天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