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后，日本埋头苦干，励精图治，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获得大量赔款，为国家发展输入了大量血液，可以说日本是吸中国人民的血发展起来的。到1902年，日本已然以发达国家自居，日本又与老牌强国英国订立了同盟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保护双方在中国和韩国的现有利益，其矛头直指俄国。
由于日本的发展神速，日本代替了西方成了中国人学习的榜样，这也是国人急功近利的思想作怪，显然真正应该学的还是西方。由此掀开了中国人东渡日本的高峰年，黄兴，邹容，陶成章，廖仲恺，鲁迅等人，均于此年先后来到东京。
这一年对于维新派和革命派都是关键的一年，他们的活动中心都在东京，他们的政治领袖都在东京，他们的争夺的重点无疑也是东京。
雪片象吹落的花瓣一样漫天飞舞，一朵朵一簇簇轻盈地横飞过来，或上或下，或快或慢，或粘着人身，或拥入窗隙，仿佛自有它的意志和目的。
“今年冬天的雪很大呀！”宫崎寅藏推开窗子，迎着风雪说道。
孙逸仙正专心看着宋耀如的信件，只是嗯了一声以示回答。
“保皇派气焰太嚣张了！”随孙逸仙来到日本的陈清站起身，似乎感觉到了寒冷，他紧了紧衣领，有些忿忿地说道：“康梁这两个孔老腐尸的忠实弟子，先是拿着什么狗屁衣带诏，招摇撞骗。现康狗远走欧美，却还有梁启超在摇旗呐喊，极力夸大轻言革命的危险，真是气死人了。”
1902年，梁启超创办了《新民学报》，陆续发表了不少鼓吹保皇改良的言论。这位国学大师的文章有一种迷人的魔力，对于没有多少国学根基的革命党来说，想在论战中压倒梁启超，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且“保皇党”的言论蛊惑性极大，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构成一种切切实实的威胁。保皇党鼓吹“保皇与革命原属同流”，使很多兴中会会员转向了保皇党。许多人还出巨资，赞助出版保皇党的机关报《新中国报》，这张报纸大肆鼓吹保皇，攻击反清革命。
凭心而论，梁启超以他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天才的文笔，感动和教育了无数中国青年，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都成了革命的主力军。而且梁启超认为没有民众的觉悟，只靠一两个英雄人物，靠暗杀和暴动，很难有什么好结果，这也是很正确的道理。而且他对革命党全盘否定中国文化是不赞成的，从后世的眼光来看，梁启超无疑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但他并没有赢得多少喝采，反而让很多人当成了革命的阻力。
“等查理兄筹到的款项到位，我们就可以用革命的实际行动进行猛烈反击了。”宫崎寅藏很有信心地说道。
“查理兄的大笔款项暂时没有了。”孙中山突然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