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贵末贱本、竞相逐利的结果就是舆服、丧葬制度形同虚设，奢侈之风盛行。而孝和皇帝之后作为天下臣民之首的历代天子都是安于逸乐，使得这种风气越长，社会就此颓废。最后被时人称为三患：一曰奢僭，皇权衰弱，二曰弃农经商，弄得仓凛空虚，三曰厚葬，人人仿效，不惜倾家荡产，结果是穷厄既迫，起为盗贼。
光武皇帝中兴以后，之所在在民间倚重儒生，主要是因为儒生‘务忠良，以节优’对于‘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有利。倡导名教治天下，除了希望做到人尽其才、官称其职外，就是‘尊崇节义，敦励名实’来达成政教双赢的目的。
士人有‘仰禄之士’和‘正身之士’两类，二者中能够真正引领一个社会之正气的只有‘正身之士’，而‘正身之士’毕竟是不多的。即使是孝桓皇帝年间的党锢之祸，涉及‘诸生三万余人’，然真正称得上‘正身之士’者，也不过是李膺、陈蕃、王畅、范傍等几位党魁和当时被称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的少数骨干，绝大多数参与者大多都是属于从风随响，或者倾慕上述诸人之风采，甚至还有的是为了求其拔举。
刘宏深知，目前帝国崇尚名节的风气只是流于表面，尽管他登基以后为死于党锢的‘正身士人’修建文英殿，同时激励褒扬陈蕃等人，但是这种几十年形成的‘浮华’之风却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根除的。
刘宏之所以要打击‘清议’，便是因为当时的士人为博取名声，往往虚造声誉，欺世盗名，更喜欢危言耸听，借谶纬造谣攻讦政事以养声名。而为官者则交通奸猾、朋党用私，帝国原本的‘交游’本指士人周游而学以及集结、聚会的活动。但是这种原为求学内容的活动随着社会风气的颓废日益演绎成为一种‘结党权门，交援求名’的勾当，正所谓‘多助者为贤才，寡助者为不肖。’在这样的情况下，失去了陈蕃，李膺等一批‘正身之士’的‘清议’成了一些士族用来以名干政的手段。
刘宏注释经典，便是要打击在这股‘浮华’风气下脱离了本义的儒学和兴起的讲究追求个体，自由的老庄学说，一个强健的帝国必然需要一种质朴刚健的风气，制度易改而移风易俗难，当初商鞅入秦，花费了二十年时间，才能逐渐改变秦国原本与戎狄杂居而染上的一些风俗。（算是我对汉末国情的看法，社会风气不能清正，什么制度改革到最后都是空。）
随着大批书籍的卖出，刘宏利用技术优势开始了他移风易俗的第一步，他要让那些热衷于‘交游’‘清议’而疏于学术研究的儒生回到正途上去，同时利用他自己这些年来累积的名声让正处于形成阶段的士族重新树立价值取向。
地方豪强，随着中央权威和实力的增长，以及大批中小士族的崛起，最后必然消亡，刘宏所处的正是整个帝国处于剧变的时代，如何引导新生的士族整体成为他所规划的一部分比起其他事情都要重要得多。
细柳营和太学，这两个被刘宏重点关注的地方，都是得到了大量免费的印刷书籍，亲自挑选的注释诸子典籍都被刘宏归入了儒家名下，不管如何，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和对社会道德的构建都有益于社会的稳定，而推翻儒家，建立一种新学说的社会成本太大，大到他也难以承担，所以这种百家合流，暗中替换融合的手段无疑最为有效，利用造纸和印刷的技术优势，只需要五十年，他就可以为自己的帝国打下坚实的发展基础。
太学里，得到天子暗中支持的太学生团体文渊几乎是第一时间得到了大批天子亲自注释的印刷书籍，并以此招揽了大量人员。三万太学诸生里，成分复杂，更多人都是抱着求取功名之心而来，所以对他们来说，天子亲注的典籍无疑在某处程度上代表了以后选官的标准，都是趋之若鹜，使得文渊在短时间内急剧壮大，同时让其控制舆论的能力也大幅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