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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象是终于才下定了决心似地说道，还是跟兄弟们说说亲信吧。
或许由于曾做过而且正做着别人的亲信又有过而且正发展着自己的亲信，便能够对“亲信”一词有更多的理解。所以，提及这个话题，我首先就想到了这个词，相信兄弟们对这个词必也不陌生吧。
话不妨从“亲信”这个词的词性说起，所谓的“亲信”，特指亲近而信任的人，多用于反面人物。
正是因为这个公认的词性，大家对亲信没有多少好感，常常把其与小人相类比，譬如清末权倾一时的大太监李莲英无疑就是慈禧的亲信。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让自己的思维和认识更客观一些。事实上，亲信或许应该是普遍存在于历史和现实的只要有人类活动就不可避免的一种社会现象。
勿需去说历史，只说现实生活中一个职场中的人不可能总把自己最亲近的人带在身边，出于人的自我防卫意识，不可避免地就要去发现甚至培养自己的亲信。
如此看来，亲信更多的还是因为信任，因为信任而亲近，又因为亲近而信任。
再进一步讲，亲信的存在，必需要地位或对等或不对等的两个相互的主体，而地位对等的两个主体之间或许只应称作彼此信任而亲近，非典型的亲信。我的讲述无疑要定为于“典型的亲信”。
毫无疑问地，“亲信”因其与生俱来的贬义词性而让人对之没有多少好感，却并不妨碍我成为领导亲信的渴望，这大概源于“读书时几乎全部由优等生担任的班干部才能有幸成为老师的亲信，尽管他们时常得不到多数同学的拥护，却拥有与老师亲密无间自由进出老师办公室只要随意地说一句什么就能令老师相信的特权”的事实。
这种单纯以学业成绩为基础的亲信虽不同于我们要说的亲信，其“岂不羡煞个人”的美妙感觉却无疑助长了我的渴望，尽管我当时对于亲信的理解是片面的——在我看来，亲信的另一主体必定是说一不二的校长，而且只有象总跟在校长屁股后面的会计那样才能算是真正的亲信。
因此，我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会计：既不需要讲课，又能够永远地跟随校长，且不说只要有了先进之类的好事儿总不会丢了自己，单是不停地陪吃必也能省却不少的钱财。
虽然据说象会计这种在我看来无人不想却是全校唯一的差使并不经常地调整，而且这个会计原就是校长的远房亲戚，我当然知道实现自己梦想的难度，但我还是鬼使神差地按照当时正流行的凡事必要意思意思的原则制定了一个自以为甚为周密的计划。
事在人为，做人做事总要有个目标。这是我坚持至今的一个原则，当时阶段的目标无疑就是做会计，至少要成为校长的亲信。
可计划的实施过程却完全暴露了我的幼稚，或者说以我当时的能力和经验还不足以完整地实施这样一个计划，正是因为这个计划实施的失败才最终导致了前面讲述中所提及的我的那一段落魄，且听我慢慢道来。
现在看来，一个慈祥的如同农村小老头似的山村小学校长或许根本算不得什么，甚至还会有点儿卑微，但对于当时的一个不安分的且学历已经开始不占优势的山村小学教师来说，却无疑具有绝对的权威——他不仅管着十几号山村学历最高的人，更重要的他是唯一能够跟乡教研组甚至乡里的领导接触得上的人。
所以，见了面尽管他总是笑眯眯地招呼，而我却总象做了亏心事似地心里紧张得要命，虽然我不会放弃任何一次跟他接触的机会。
相对这样的状态来说，或许任何计划都能够轻易地做出，实施起来就难了。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按照计划我必须去拜访他的第一次，自周一就开始盘算直至自己决定必须要去的周六仍没能拿定注意：
先是去时到底带不带礼物，空着手去显然是不合适的，可又带什么礼物呢？太多了，自己拿不出；太少了，人家肯定会瞧不起；带烟吧，他不吸；带酒吧，人家家里必定少不了，引不起他的注意，甚至待我走后，他或许会说不清到底是谁送的；我认为，最好的礼物当然是他所喜欢的经常玩弄能够经常记起送礼人的那种。
可他又喜欢什么呢？我竭力地去探听观察，似乎他是个一无所好的人，实际上却是我根本无法了解得到，因为我与之接触的机会实在太少——天底下难道果真存在一无所好的人？
显然地礼物还没有确定，“到底什么时候去，饭前还是饭后”的问题又来了：饭前去不合适，总不能耽误人家吃饭，尽管耽误了人家吃饭或许能引起注意，而且可以掩饰自己的窘迫，但常常也会显得泼皮似的招人反感；反复地考虑过了，饭后去也有饭后去的坏处——人家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时候，难免扫了人家的兴。
随后便是敲门应保持怎样的节奏、开门的人是谁、见了面的第一句话该怎么说总不能说我想成为您的亲信吧、带来的礼物人家不要怎么办岂不要多尴尬又多尴尬，等等，一系列地问题。
反正，待时间已到晚上快九点我必须要去的时候，所有的问题我居然一样还没有决定。
我或许就是这样的人，或许事情的本身就这样，事到临头往往就有了注意。那一刻，我有了一个或许也能算得上决定的决定：或者去或者该怎么办一切到九点再决定。这是我当时经常使用的也是最有效的处事方法。
于是，我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桌上的时钟，当指针恰恰指向九时，我认为去与不去已不是今天该讨论的范围，去是必须要去的，而且必须要带一点儿东西，就是两瓶酒了！
酒虽算不上好酒，却是山村里最贵的，共需用去我二十五元钱。
不要小瞧了这二十五元，相当于我工资的三分之一，只要有过了这么一次，我本月将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但人家还不一定就能看得上。
就这样思想着，眼瞅着又要发生总是自己为自己找理由的变故，我终于狠下心来，用力跺了跺脚向小卖部走去。
这种酒因为销售少的原因，小卖部里不常有，我已于两周前就通知让人给捎。货刚一到，店主就一天三遍地催，唯恐我不要了似地。这一天催得更厉害了，扬言如我再不取货就要卖掉，仿佛我已失了信用，而他则将要赔掉家底似地，烦人不烦人？！
因此，当我担心自己再次改变主意急不可待地先把已攥在手里许久因汗而有些湿润的钱递给他时，他早已喜上眉梢，两眼却在不停地打量我，那意思分明是：哥们，买这等高档酒干啥？送礼？给谁？我一句话也没说，他却仿佛已看透了我的心事。
这个可恶的小店主！由于我经常去他店里买烟，就熟络了，这是一个说话如同放屁的家伙。
——那个时候我抽不起好烟，买的多是三毛八分钱一盒的“蓝金鹿”，这显然已经不是年轻人的消费档次，所以我总要买两种烟装到兜里，私底下的时候抽“蓝金鹿”，公众场合就抽档次稍高一点儿的或者用来应付那些尴尬的讨烟者。
——分明自己兜里装着烟，偏要向你讨烟，待你误以为他缺烟而真诚地掏出递上时，他却已然从兜里掏出或跟你一个档次或略高于你一个档次的香烟点上，要你有多尴尬有多尴尬。
偏是这可恶的东西多嘴，逢到买烟，必要多嘴一番。
尴尬的事儿或许不说就不会尴尬，而若要说出来往往就成了埋汰人，要知道这种事儿原本人在心里便如同理亏似地。
有心不再去他的店买东西，学校周围却偏偏就只有他这一家，尴尬的可恶的东西！
他分明看透了我的心事儿，要不然他的笑会那样诡秘？此时，我象当众被他扒光了衣服似地，虽然他只是笑而破例没有将粪一样的脏话吐出来，我还是贼一样飞快离开了。
直到我确信他已看不到我时，我才停了脚步，我不能忘记自己今晚的使命，但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我居然战战兢兢起来，完全可以说，我是一步一步挪到校长家门口的，原先设定的敲门频率竟一点儿也没能用上，而是焦躁地极没有礼貌地敲响了校长家的门。
幸好开门的是校长夫人而非校长本人，这是一个干净利落的女人，她只瞥了一眼我手中的红色塑料兜，脸上的愣怔立即就被热情所取代，不仅让人丝毫感觉不出传言中的诸如校长被他驯服的常给她洗脚捶背之类的泼皮，反给人以热烈的亲切感。
正是她的这种亲切感让我把所有精心准备过的应答之词都忘得干干净净，虽竭力地想，却是一句也记不起，只好尴尬地笑着，机械地随她进了屋。
校长正在家看当时为数还不多的彩电，见我进来，态度同样热情，却没有站起来，眼睛甚至没有离开电视，只随意地问了一句“来了？”就不再言语。
这样的态度显然不是待客之道，但当时我却认为，这或许就是一个领导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看似随意地热情地招呼却往往给敏感者以更大的压力。
据说，有不少领导的威信都是靠这种夫妻间的巧妙配合而争得的——老婆无比地热烈，而男人则保持着足够地清醒，一唱一和，恰到妙处，尽管离了这种场面老婆仍然是公主而男人照旧是奴才。
且不啰嗦，只说我显已紧张到了极致，手足无措，茫然地点了点头，也不知对方是否看到。
之后，就是长久的沉默。
为了应付这种沉默，我伸手去摸烟，这是我当时一贯的做法，只要点上了烟，紧张才会稍稍缓和些，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吸烟的绝妙。
可刚一触到烟，我立即就想到他不吸烟，此时吸烟显然不礼貌只好选择了放弃。
这个时候或许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沉默静待对方来问，因为面对带着礼物的下属校长应该也是紧张的，如果保持必要的沉默，必同样能够给对方以压力，从而尽快地改变这种沉默。
但我当时无疑是幼稚的，幼稚的就会如痴似傻。我显然是羞涩地看了看两眼只顾盯着电视形象却甚高大的校长，结结巴巴地说，给您带了两瓶酒。说着，扬了扬手中的兜。
他恍若没有听见，眼睛仍盯在饰演陈真的那个演员上。我误以为他没听见，竟是连说了三遍，至今想起来仍后悔不已，因为连说三遍之后，我感觉自己似乎不应再放在手上却又不知置于何处，而且后面的“别嫌少”的客套话也只能省略了。
正劳心劳力地尴尬着，赶巧夫人进屋，就随手硬塞给她，她一边瞟着毫无反应的校长一边埋怨着“这人都看入迷了”，校长此时“啊啊”连声不知是对谁的应答，她就伸手接了，却又故作害怕似地说，他不允许这样。所以，我仍尴尬，或许这个时候最好任何的意外插曲都不发生才不会让我的紧张进一步升级。
直至当时流行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一集放完，他才终于回过了头，恰恰也是他老婆接过礼物之时。他微笑着，轻轻地象是责备道，来就来吧，带什么礼物嘛？
我正欲客气，他却没容我客气就接连问了我一些单位里的事儿：大家最近还好吧？有什么意见没有？老张没有再骂人吧？老李都跟一些什么人打交道？老徐老婆的病好了吗？……
其实，大家每天都在一起，他应该比我更清楚呀，我的思想转得飞快，未及疑惑进一步蔓延，我仿佛已明白了：如此或许才能更好地突出“我是领导”这么一个无人怀疑的事实，而且通过我的回答就能够看出我的态度。
但据说这也是领导不自信的表现，正因为不自信才喜欢一些道听途说。
我可不敢这样认为，应该说，我是诚惶诚恐的，我显然地不想给他留下不能容人或者搞不好团结的印象，所以就一味地说好。
说好当然不会犯错误，也容易掩饰自己的观点。这却是一般年轻人常犯的错误——总喜欢在领导面前有好的甚至是自以为无可挑剔的表现，又往往因为幼稚而不善说谎，常常给人留下言不由衷的印象，反而得不到领导的信任。好了，不卖弄了，现在只说一连串的问答之后，另一集电视剧又开始了，他的眼睛又粘上了，我正好趁机告辞。
及至告辞出来，我才发觉汗水已浸湿了我的衣衫。此时已值初秋，凉风一吹，竟无比地惬意——我仿佛刚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创举，兴奋！
我不想立即睡觉，我必须要重温一下刚才的谈话，竟是一句也想不起，大脑一片空白。
管他呢，反正“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只要他能收，就说明信得过咱。如此想着，心就宽了，脱水似地喝过两大杯凉开水之后甜甜地睡去了，竟是累！
也不知睡了多久，一个愣怔醒过来，大脑象是恢复了记忆。
耐心地细致地反复地回顾着每一个细节和自己所说过的每一句话，正感得意，悚然一惊：校长对自己的表现应该是满意的，但对自己的回答似乎不满意。
竭力地想回到其中，但过去的已经过去，永远也不可能了。
或许这句该那样回答那句该这样回答，咳，当初……心下愈加惴惴不安，便想睡觉，睡觉似乎是解脱最好的办法。
大脑却异常清醒且活跃，如此三番地折腾，渐渐地有了怒气，校长接待上级领导时的奴才相竟然一下子就跳了出来。
可不敢有这样的想法，我尽力地劝着自己，直到天明。
习惯于贪睡的我居然早早地起了床，而且破天荒地去晨练，因为我知道校长有晨练的习惯，迫切地希望能见到他察看一下他的变化。
偏偏他那天没有晨练，事后听说他去参加青年校长培训班了，直到三天后才又见到他。
天哪，我的这种情绪居然整整持续了三天！——他依然笑眯眯地，待我问过“校长好”之后，他还是那句似乎永远都不会变的“你好”，但我能感觉出他的这句“你好”已明显不同往昔，里面透着浓浓的甜味。
我该算是校长的亲信了吧？！我幸福地想着。
从那以后，我理所当然地就把自己当成了校长的亲信而自鸣得意着，尽管当时我与校长之间除了这次之外甚至再没有一次完整的谈话，但我更相信那种心意相通的交往。
我无疑已把获得校长的信任作为自己唯一重要的目标，隔三差五地就要给校长送一点儿诸如五月单五的粽子清明节的鸡子之类的小礼物，尽管我经常看到校长门前的垃圾箱里有似乎象我购买的东西，但我还是要送，因为再去送已经没有第一次那样紧张，而且气氛也地活了许多，渐渐地，校长夫人不再总去支应会计而是象当初招呼会计一样总支应我去帮她诸如换水龙头耕种院里菜地之类的小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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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我自我感觉的最有力的证明，我会象上学时又得了满分一样兴奋，尽管这耗去了我不少的钱财以致于我对自己的父母逐渐悋懎起来，而且经常地需要向父母蹭钱或者向同学借钱。
这岂不是孝，一种比对自己的父母更重要的孝？偶尔泛起的这样的想法常常让我无地自容，因为“孝”这个字太过扎眼，但我很快就能让自己得以解脱——当我终于肯向父母说明原因时，父母不仅埋怨没有了，反而甚是高兴。
我知道，父母是希望我有所成就的，尤其象我当时的这种尚十分困难且毫无背景的家庭，父母的希望早已超过了渴望，所以才会不遗余力地支持我。
不少事情由于加入了父母的支持往往会变得容易，却又因为父母的渴望最易转化成压力而变得不轻松。所以，我必须要竭力地维持这种来之不易的好局面，按照我的理解，亲信或许就这样：他扔他的，我送我的，扔掉的只能是物品而绝不可能是赋予其中的意义。
当然，所有的这些都是在暗中进行的，明面上我也必须时刻注意维护校长的权威：不仅自己不去说做一些不利于校长形象的话与事，而且凡是对校长不利的所有都一概坚决反对。
正是这样的背景，我组织了前面讲述中曾提及的为校长过生日的活动——不少事情难做，往往就因为没有人肯首先号召，象这种事，我的倡议刚一提出，众人立即就唯恐自己落了后似地响应，尽管有的人心里或许不乐意甚至暗暗地骂“哈巴狗儿”之类，明面上却绝没有。
我们办公室的那位沉默寡言的副课老师就是这样其中的一位：平日里绝少说话，但只要说必象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似地让人觉得深沉透彻切中要害，而且除非不说，只要说开了就不希望别人去打断他，仿佛这样会让他纵论天下大势的奇思妙想和非凡气度瞬间丢失，口气则与谁有深仇大恨似地，内容却从不有所指，绝类农村泼妇的骂街。
这或许也算是山村小学独具特色的现象之一吧，通常地，凡与领导能够处好的人虽表面上热气腾腾不少人都在借故说着恭维话，却极难拥有最真诚的朋友，反而象副课老师这样的人容易与同事处好关系，因为尽管人们说不清他与领导的关系到底如何，只觉得他是一个敢于抗上的愤世嫉俗的人，在平常人的心目中，这种人必定是正直无私的，正直无私的人最易成为知己。
鉴于他的这种状态，在我经过反复筛选才最终确定的假想对手中，他是最不入流完全可以被排除在外的一个。然而，事实却完全否定了我的判断。别急，且听我慢慢将——
此时，学校里正在评优秀员，而且传言只要能够评上就有转干的可能。因此，我跟其中的好几位都在跃跃欲试。
按照我的判断，不要说自己辛劳赚来的硬件，单凭我跟校长的关系就足以板上钉钉，更何况校长夫人已多次暗示过我，甚至差点儿就要说出“请客”的话了——连说都勿需去说的，我不能不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自得了。
再去看校长，虽然还是那副深沉的笑，不善藏秘的他却已是脸涨得通红，经常需要“哈哈”一笑来掩饰自己。
据说善藏秘密也是人的一种素质，倘若不具备这样的素质，常常能憋得鼻肿脸青，象校长这种情况还算是轻的了。总之，所有的迹象都足以坚定我的信心。
凡事无论迟早都会有结果，在我沸沸扬扬的煎熬中，副课老师竟意外地拿到了优秀员的证书和五百元奖金，而且象这种在我看来已算是巨大的事件，学校里居然连一个会儿也没有开，显然是要低调处理。
现在这社会就没有能够保住密的事情，倒并非没有而且也曾采取了极为严格的措施，但凡事经不住无孔不入地探听和最富想象的推测，关于副课老师评为优秀员的事儿，学校里其实早已传开了，独我一个人蒙在鼓里，甚至还在想象着自己的美好前程以及倘若有奖金的话将如何去花的问题：全部送给校长呢，还是大家一起乐和一下，想想还是校长重要，干脆就送给校长吧，自己只得荣誉和机会。
待我显然仍不相信似地见到他故意在我眼前晃的那个证书时，传言已发展到三种：一说是副课老师在乡里乃至县里都有极深厚的背景，连校长和乡里的教研组长也拗不过，倘若这样的话，我就只有认命的份儿了，到这个时候，人的心情往往反能平静些。
另一说法是这个沉默寡言的家伙竟然是教导主任的亲信，教导主任或有太深的背景或抓住了校长的小辫子，据说现在这种靠抓人小辫子的人不少，平日里无事的时候“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一旦有事儿，只要稍稍提及，再硬气的人也不得不乖乖地就范，主任便是这样的人，由于他的据理力争，校长只好服软了。
还有第三种说法，便是副课老师原就是校长的亲信，一种比我还要铁的亲信。
现在想起来，我仍然倾向于第三种说法，因为它很容易地就让我又记起了那次为校长过生日，并且因此而恍然大悟。
那次，为了表达自己对校长的敬意，在公开随份子的基础上，我决定单独另外再给校长一份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刚到校长院门口，就碰到了正笑嘻嘻地从校长院里走出来的这位，他也是这次生日宴会的参与者，见了我，他尴尬地笑了笑，嘴里虽然破例亲热地喊着“老弟”，眼里却尽是怨毒，让我至今也无法忘记。
莫非……我立即涌上了这样的疑问，但这种疑问很快就被接下来的事情所消除。
也真是奇怪，就在那天，他总在用言语挤兑我，说什么舔屁股难道能舔出香油来等等之类的屁话，分明是在指桑骂槐，搞得办公室里人心惶惶，却硬是没人接茬。
忆及他那怨毒的目光，也怪我年轻气盛，竟是拍案而起。
或许大家出于对他的怨毒，竟没人上来劝架，他原就个子小，根本不是我的敌手。
正当我痛快淋漓地教训他的时候，校长急匆匆地赶来了，他严厉地训斥了我的野蛮行为。
正是因为他的训斥，彻底打消了我的疑虑，因为当时在我看来，这就象家长对孩子，无论对错总要先训斥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无疑是校长更亲近的人。
现在重新回到咱们讲述的顺序，其实，我用不着去看他那趾高气扬的模样，那一刻，我的天地分明在旋转。
或许我的表现引起了校长的注意，也或许校长原就是个气度非凡的人，上课铃刚响过还未来得及让我的情绪蔓延，他就找我谈话了，地点选在办公室，众所周知，办公室里的谈话通常是不带感情的正式的。
因此，未及他说话，我已再三地类似于质问地连问了三遍“为什么”，我一反常态，显已丧失了理智，而他则仍保持着必要的镇静。
对于我的毫无理智便毫无礼貌地质问，他不仅没有动怒，反而有些可怜地摊了摊手，叹了口气，鼓励我不要泄气，说什么类似这样的机会有的是。废话，一切都是废话，全部都是废话。
我无法听进去，也根本不去听。——肯定是为了安慰我，他说他已向教研组推荐我做教导主任，若是用心干指不定几年后就能够接替他。
教导主任？若在平时，已算是一个诱惑，但岂能与到镇里当干部相比，据说这位优秀员很快就要上调到临镇去做教研组长。
一时情起，我感觉自己夹了泪，或许为了掩饰自己的软弱，我也说不清自己何以会突然有那么坚定的勇气，只说了句“别假惺惺了”就摔门而去，而且毫不后悔——果如他所说，岂不把我与教导主任置于了仇敌的位置？
不过，当时我却没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只隐隐感到了不妥。这就是我的坚定决心：连“隐隐不妥”也决不放过，于是就有了《背景》中所提及的那段落魄，我显然没有因此而得罪教导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