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至于当武昌起义爆发时，国内的报纸并没有像历史上一样，表现出过分的惊讶，国内外的反应也没有原本那么剧烈，但清政府的反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们此时感到了火上浇油的揪心感，南方本来已大乱，没有一个省是安宁的，此时再生事端，一股气数已尽的态势初步展现了出来，深深压在了清廷统治者的心头，让他们夜不能寐，日不能食，摄政王载沣等人正在焦头烂额地讨论着应对之策。</p>
经过多方激烈争论之后，载沣却找不到合适的军事将领出来主持大局，最后无奈只好听从了朝臣的建议，决定让被他以足疾为借口，开缺回原籍的袁世凯重新出山，执掌北洋六镇精兵。</p>
而袁世凯也像历史上那般，故作姿态地拒绝了载沣等人的好意，称病不出，随后在朝廷旨意再三下达之后，才不紧不慢地重新走上了历史舞台，执掌北洋精兵，准备重新排兵布阵，应对南方自上而下，由东到西的混乱局面。</p>
事实上当苏南事变发生时，清兵的反应较为迟缓，因为当时真正当权的皇亲国戚，能打仗的寥寥无几，若是袁世凯早点出山，或许李天成的压力会大上许多。</p>
但袁世凯是只考虑自身利益的真小人，他根本不可能为了清廷做出舍生取义的事情，因此他的出山，并没有给武昌起义带来灾难性的恶果，也没有将革命的火种彻底扑灭，而是在袁世凯的纵容之下，各省随后纷纷崩溃，清政府一路倒台，一发不可收拾，试想如果袁世凯真的卖力发兵攻打革命军，恐怕革命党人没有那么容易就取得胜利，很可能又会上演一次曾国藩对洪秀全的剿灭战，而革命军的命运则不容乐观。</p>
但此一时，彼一时，此时国内的混乱局面，已远不能与太平军所处的历史时期相比，袁世凯也是聪明透顶的人物，审时度势、笼络人心是他看家的本事，但此时袁世凯的立场还站在清廷一边，虽不是心甘情愿，但姿态还得摆在那里。</p>
关于武昌起义，此前革命党人曾经为在广州，还是在武昌发动起义，发生过较大分歧，反对武昌起义的人认为清兵从北方调兵至湖北，可朝发夕至，这样对于新生的革命军而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p>
但支持武昌起义的孙武等人则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武汉有钢铁厂、兵工厂、火药厂、造币厂，可谓械精饷足之地；且武汉又是水陆交通中心，江南有湘赣呼应，粮秣运输便利，江北有武胜关险要可守，东南一带，传檄可定；而湖北由**官吏瑞徵当道，他此前竭力主张铁路收归国有，引起民愤滔天，又同皇亲国戚载泽等人表里为奸，国人早已痛恨他们的逆施倒行之举，倘若义旗一旦举起，全省百姓势必都会积极响应。从兵力、武器、天时、地利、人和这几个优越条件来看，是广州无可比拟的，最后的结果证实，选择在武昌起义的决定是正确的。</p>
这次武昌起义与历史上略为不同，但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未变，主要过程也差不多，蒋翊武被推举为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惟举为参谋长。政治上，共进会负责人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p>
起义的号角吹响之后，革命军经过一夜浴血鏖战，到10月日3上午，武昌全城已光复。九角十八星革命军旗帜在武昌城头上高高飘扬。次日，起义军又收复了汉口和汉阳，武汉三镇全在革命军掌握之中。</p>
李天成在十月三日上午，立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公告，表示对武昌革命军的支持和理解，这样做是在政治上的一种姿态，因为自己此前一直贯彻与同盟会革命党人积极合作的政策，不过他心里十分明白，他与革命党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既联合又打击，三国时，孙权与刘备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需要对方时就把酒言欢，抱成一团，不需要对方时，就一脚狠狠地踹在地方的脊梁骨上，反目为仇，大打出手，李天成和孙中山同样都为此做好了心理准备。</p>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李天成立即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制定了一些列应对策略，因军务而无法到场的将领皆通过电传转发了会议内容和决定。</p>
袁世凯出山比历史上更加快速，清廷在十月三日上午便颁旨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拒绝后，清廷连下三道圣旨，要求袁世凯立即挂帅，到十月五日，袁世凯便宣布挂帅，出山担任北洋军统帅。</p>
随后清廷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们认为李天成是一块硬骨头，需要长期军事斗争方可彻底剿灭振**，而新生的武昌革命军和四川等地的暴民起义军，则是相对弱小的势力，清廷如果用重兵攻打振**，那其它各省的弱势革命军，很快便会如振**一般，渐渐成长为强势力量，所以载沣和隆裕太后等人商议之后，决定柿子要检软的捏，于是做出了分兵攻打武昌的决议，以图快速浇灭革命的火种，将武昌起义扼杀于萌芽之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