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显跟着巨盛川的掌柜进了后堂，互道了姓名，便取出了沈敬丹交给他的信。掌柜的姓张，名叫张秀仁，山西洪洞人。他看过信，马上就变得极为热情，先是让人上好茶招待，又感慨了半晌沈老板救弟弟性命之恩。
原来沈敬丹去年路过汉口探询茶叶行情时，可巧在客栈里遇到了一个汉子发了寒热病，也就是疟疾。这时代的疟疾属于闻之色变的重症，而金鸡纳霜属于宫廷御用药物，寻常百姓根本想都别想。
一般客栈遇上这种事都是活该倒霉，恨不得客人都不知道；要是病人有钱的便安置到偏僻院落吃药养病，没钱的话就直接扔到郊外。沈敬丹见那汉子要被客栈的伙计扔出去，这才让手下打听了一下，方得知是山西来的，姓张，之前是到湖南安化办茶去了。
想到赵新交待的事，沈敬丹就多了个心眼，掏了钱让客栈的人找了处偏僻院落安置那汉子，又从随身行李里取了从北海镇医院领的“复方双氢青蒿素片”。
北海镇虽然地处寒温带，可因为森林沼泽密布，到了夏天蚊子也不少，再加上外出干活的人经常渴饮生水，是以疟疾也有发生。虽然金鸡纳霜--也就是奎宁可以治疗疟疾，但是副作用也很大。所以洪涛就选择了另一时空的青蒿素片作为储备药品。
沈敬丹因为经常在外跑贸易，行李中便一直备着。那张姓汉子得了沈敬丹救助，一连吃了四天的药，病情很快就得到控制，之后又吃了大夫开的大柴胡汤，七八天之后就好的差不多了。
这时沈敬丹才知道汉子叫张秀德，是山西洪洞刘府的账房。刘府就是指的刘秉恬家，此人曾历任军机处章京、福建道御史，现任清廷兵部侍郎。
不问不知道，这个张秀德居然是“神拳郭永福”的徒弟，是陈继山的师弟。当年郭永福台，“领引征课制”全面铺开。
乾隆时期的茶商大致可分为收购商、茶行商和运销茶商，三者在茶叶运销中的职能各不相同。
收购商顾名思义，是进山向茶户收购毛茶的，然后倒手给茶行。而茶行就类似于经纪人，也有兼营毛茶加工的。就比如巨盛川这样的，自己就做砖茶。至于运销商就是凭着官府发出的照帖，凭借“茶引”将把茶叶从产区运往各地的。
之前提过的晋商和徽商两大茶帮，基本上都是一条线经营，从贸易到制茶、茶厂全部涉足，以便控制茶源。
运销商大致有两种，运销“官茶”的“引商”和运销“商茶”的称“客贩”。
茶引由户部宝泉局统一制作，产茶各省预期请领，一年一次，年底核销，次年重新来过。使用过的残引必须上缴户部。其中茶引又分长引、短引、正引、余引、腹引、边引、土引等，兼行票法。
举个栗子，“长引”有效期为一年，准许商人将茶叶销往外地；“短引”有效期为三个月，只能在本地销售。如果运茶时没有茶引，则与贩卖私盐同罪。
而票法则是针对茶叶出口贸易。凡是向俄国贩运茶叶的商人，必须到张家口理事同知衙门申请办理由理藩院颁发的院票，作为允许其贩运的专用证明。每三百箱茶叶给票一张，每张院票均姨有领票者的姓名等相关事宜。每张院票的纳悦总额为1310两，按照每票茶叶总值白银银六千两计算，税率为22。
不管是羊楼洞还是其他的产茶区，所生产的茶叶要先让“引商”收购，其余部分才给“客贩”运销。
张秀仁大致解释了一番，这才对郑文显道：“老兄若是要五万担老青茶，估计够呛。眼下广州的茶叶贸易季就要到了，各家引商已经将本地出产老青茶的九成全部定完，实在凑不出这许多。若是三、四千担还是有的。”
郑文显笑着道：“张先生，其实我也是替东家办事。临行前他曾特意提起，想在本地开发不毛，买山植茶。如此一来，不光是茶源稳妥，地方上的茶农也可因之温饱。”
张秀仁想了想便道：“这买山植茶倒是好事，可制茶一事极为繁琐，没有几百人是开不起来茶场的，而且还要找好包装商才行。”
清代从毛茶到产出成品茶砖，一般要经过踹、拣、焙、筛等多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有严格的规定。在茶叶出号前，还要对成茶进行包装，不管是广州还是恰克图，洋箱茶都用锡罐或铅桶，外裱以板箱，平均每箱可装茶五十到七十斤不等。
而要开设茶场，聘请茶工最为重要，分为拣工、筛工、踹工、蔑工、谈工、铅匠、锡匠等区别，且工钱不等。
张秀仁道：“譬如老青茶，每帮需踹手八人，掌冲打吊二人，踹手每工钱一百六十文，打吊每工钱一百文。又另需雇帮踹人八名，每人工钱六十文……筛工每日大工钱一百二十文，也有一百四十文者不一。”
谷訤span郑文显听完脑袋都大了两圈，他一腔心思都放在航海上，每日所思所想都是什么时候能当上雷神号的船长，那有心思琢磨这个，于是连忙道：“还是先按东家要求，买几处荒山好了，其余的后面自然由东家安排人手。”
在他看来，只要能买下荒山开始种茶，让北海镇的触角深入茶叶行业底层，此行的目的就算完成了。至于后面茶场或是和其他茶行合作，那都是贸易部的人来负责。
数日后，郑文显在张秀仁的撮合下先是宴请了本地县衙的衙役，接着又请了户房的书办，最后是县衙的师爷。幸亏是有张秀仁全力帮忙，要不然郑文显肯定被狠宰一刀。
等官府这边都谈妥了，这才在户房书办的引荐下见了几个中人，购买荒山。
清代买卖田产的手续和规定大体上沿袭明制而有所增益，一般都是由业主请托中人。需要注意的是，卖田不是说一上来有人买就可以直接卖，而是先要问直系亲属、本家和族人要不要，然后再问原来的业主要不要，两边都不要才能卖给外人。
不先问亲房直接找买主，往往会引发争端，甚至惹出人命重案。搞的买卖双方倾家荡产，严重的甚至流放问斩。这样的例子在乾隆时期屡见不鲜。
郑文显、卖主和中人三方要坐下来当面议价，最后郑文显一共从两个中人手里买了三个山头，二百多顷，作价六千三百两银子，合每亩地三两。写完了“绝卖地文契”，画押交纳了田价银子后，还要付画字银和脱业钱；这笔钱又足足花了两千两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