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之前他在淄川、章丘对待那些家族一样，该清理整顿的还是要清理整顿的，主要就是田地，把侵占的田地给收回，私采的矿山等登记，商铺作坊必须如实申报登记，领取部贴执照,照章纳税。
孙孝恩跟朱以海诉苦，崇祯以来，山东没有一日之太平。
“崇祯十二年，清兵绕过北京南下，攻入山东，破济南城，大肆抢掠，当时济南被杀被掳的壮丁就有八千八百五十一丁之众,民间牲畜被掳尽，此后几年，牛一头直二十两银，大者值三十两银，贫者相傅而耕，率六七人曳一犁，日三四亩，已困疲。”
鞑子屠戮抢掳山东，还造成了瘟疫爆发，死者无数。
“十六年，清军再攻山东，虽未破济南，却攻破了泰安，连许多世家望族也遭受灭顶之灾，千金之家有丐于市，整个山东被践踏成人间地狱，驰驱两千里，人烟断绝······”
孙孝恩告诉皇帝，并不是山东士人无骨气无节义,鞑子入关前的两次攻入山东，山东也有无数官吏将士，士绅百姓抗争。
十二年破济南那次，济南兵因被杨嗣昌调走，城中空虚，仅乡兵五百、莱州援兵七百，但巡按御史宋学朱带领下，城中官吏百姓仍然全城坚守，虽仅守十日城破，但没有一个逃跑的。
从巡按，到布政使，再到按察副使、知府、知县、兵备道、盐运使，甚至是教授，所有人慷慨赴死，为国捐躯。
滨州杜氏、新田王氏两大家族，也都是十分英勇。
十五年，清军犯滨州，告老还乡的原山西太原通判杜律,立即组织城中的杜氏家族子弟守城，满怀激烈,视死如归，最后城破而死。
举人杜赋，城破后不甘从贼，怒骂清兵而死，其六子俱被害，杜家的子孙一个接一个前仆后继的冲上去杀鞑子，几乎满门灭绝。
清军攻下滨州后过新城，新城王氏也满门守城抵抗。
王氏甚至早在孔有德叛乱时，时任保定同知的王象复在家养病，闻讯跃床而起，慷慨陈词，吾家世受国恩，岂可不去，于是召集乡民，与儿子一同碟血城头，城陷后父子双双被俘，不屈被杀。.
清军来犯，王氏家族上下仍然上下同仇敌忾，表现空前壮烈，那些平日里风花雪月吟诗做画的子弟，纷纷拿起弓箭长枪，坚守城池，这次兵祸，新城王氏遭受重创，不仅家族祖宅大院被洗劫一空后被清兵焚毁，家族子弟也三十多人死难，家族年轻一代的精英几乎死绝。
也正是因为这次兵祸，让本来王象复那代出了数个进士，多个做到高官的王家，最后出现断代，如今也仅有王士祯几兄弟长成后渐有了些名气，但不复昔日满门公卿的盛况。
后来北京沦陷，王象晋次子王与胤还在家携妻儿自杀殉国，他此前已官至湖广道监察御史。
他是当时王家最后一个年轻精英。
可以说，在清军入关前，山东的士族名门表现其实还是不错的，新城王氏这样的满门忠烈并不是个例。
可为何后来却成了鞑子满朝半山东？
要说来李自成要担很大责任。
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自缢煤山，大明亡了。
大顺朝派兵下山东，那些来到山东的大顺官吏，收罗土贼豪恶为胥役，以割富济贫的名义，把京城的拷掠之法带到山东，对山东的地方士绅、世家望族进行压榨，使的许多大户的奴仆趁机索要奴契、侵占财产，到处发动奴变，奴变席卷山东，愈演愈烈，大者杀人放火，小者抢掠一空。
世家大族遭受的损害比鞑子两次下山东时还大。
于是乎，世家大族组织起来诛伪，带头的卢世鹤傕、赵继鼎、程先贞、谢陞等人都是出身德州的卢、赵、程、谢几大家族，还有济南的刘孔和，也是在长白山起兵。
他们起兵诛伪，既是对大明王朝的忠效，也是对自身利益的维护。
不久后，清军入关，山东的顺军全面撤离，清军南下。
与顺军到处拷掠压榨不同，清军刚入关时为稳定局势，对地方上，尤其是士绅望族是大行招安政策的，入京第一时间，就让山东籍的户部右侍郎王永鳌招抚山东河南等地。
他也立即举荐了德州籍前朝大学士谢陞等四十余位高官，而鞑子也立即让他们以原官仕清。
谢陞等之前本来是举兵诛伪拥明的，可在王永鳌的出面招抚下，得到鞑子安抚承诺后，他们最终选择了归附新朝，于是乎东昌、临清等地次第而平。
所以山东在清入关后，在镇压顺军以及地方盗匪这块，比任何一个省份，都要来的迅速，孙之獬等山东籍前明官员，纷纷入朝接受招抚授职，并迅速出任中央和地方要职，为满清招抚各地。
山东的名门望族大户，自然也是纷纷归附新朝，并借清军之势，迅速的扫荡了山东地方上的顺军余部，以及盗匪和那些奴变的奴仆等。
这种选择，无疑首先还是因为自身利益，顺军本来攻下北京后，取山东是不费一兵一卒的，但是他们后来在山东与在北京一样拷掠，甚至还放纵甚至挑起奴变，完全把旧有秩序打破，甚至把这些士绅豪强逼对了对立面，逼的他们起兵诛伪。
他们反抗顺军，也还有忠效明朝之意。
但经历了顺军的劫掠后，这些山东望族对于接着入关的清军，反而表示了支持，最主要的还是清军对他们的招抚策略，保护他们的地位和财产。
如果当初大顺入山东后不拷掠压迫他们，他们大多数人可能也乐得拥护新朝，并在新朝做官的。
面对顺军拷掠，奴变打击，陷入焦头烂额中的山东士族选择了跟满清联手镇压顺军、奴变军，重新恢复地方秩序，甚至是必然选择。
清军南下后，山东仍然此起彼伏的义军，其实许多都是奴变而来。
比如谢迁，他原本就是韩氏的奴仆。
经历了大明崇祯帝自缢，北京沦陷，顺军南下拷掠，奴变动荡，清军南下安抚等这些后，山东的士族名门其实就撕裂了。
大部份转而归附了新朝，只有少部份南下去追随正朔，也有一些看破红尘，归隐山门。
比如当初与谢陞他们一起组织义军诛伪的德州在籍御史卢世，积极参与诛伪，但在谢陞等归降清军后，他却以病重为由辞去了清朝给予的原官待遇，但其实他一直在家好好的。
而新城王氏、滨州杜氏都曾经满门忠烈抵抗清军，所以清军南下后，他们都以奉养老人等理由，拒绝出仕。虽然两族在去年的科举中，也都鼓励年轻后进去参加科举，其根本原因，也是这些家族都是以科举起家的，如果不参加科举，没有了举人进士这些功名，家族就会迅速衰弱，尤其是许多士绅特权保不住。
他们也许不想马上出仕，但却不想家族失去士族地位，其内心也是非常矛盾的。
甚至可以想象，当老一辈人逝去后，年轻一辈又还会有几个再执著那些呢。
就好比滨州杜漺，他父亲杜若昧就是在崇祯十五年那场抵抗清军的战斗中死于清军刀下，他当时二十一岁，也参与了那场战斗，但在顺治三年，为父守孝期满的他，却参加了山东的乡试，中举人，第二年又去北京参加会试，中进士。
其实据说杜漺其实是不肯在父亲尸骨未寒的情况下出仕清朝的，但是家族却劝说他去考科举。
家族的利益，生存的压力，让滨州杜氏不可能就此放弃科举，他们的地位必须依靠科举取得功名，然后进入官场，才能维持的住，否则失去这些，那就成了乡下土财主，到时就是任人宰割的。
为了家族，杜漺万分犹豫下，最终还是妥协赴京，最后名列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乱世的动荡，让杜漺明白自己的责任，在那几年，奴仆叛变，盗贼蜂起，不法之徒趁火打劫，杜漺被迫携全家背井离乡，避难海上，二哥在路上感染风寒，一病不起，杜漺承担起照顾母亲和兄弟的责任，船上物资短缺，阴寒湿冷，颠沛流离，毫无保障，这一切都让他印象深刻。
田园荒芜，田地被奴仆佃户抢占，田租无着，牛羊散失，甚至连祖宅都让人占去。后来清军南下，家乡才恢复些定稳，杜漺也得以回到家乡，甚至收回了田地祖宅等。
其后清军征派渐多，没有功名越发受到压迫，杜漺也是无可奈何才被迫踏上科举之路，出仕清朝。
滨州杜家和新城王家，可以说是当时山东士绅里有名的代表，他们曾经激烈抵抗，慷慨起义，满门忠烈。
但也在后来的动荡中，家道衰弱，
杜漺最终为了家族，也只能被迫参加科举博取功名。
而王家的王士祯兄弟几个，在邹平外祖父孙氏家居住避难，日子还不算特别艰难，后来其父王与敕被举荐入仕，他以父亲象晋年老为由辞，并让几个儿子在家安心读书。
这既是因为王家曾抵抗鞑子满门忠烈死了三十多个，也因为兄弟与胤全家自杀殉国，所以王家心中更怀怨愤。
当然，王家姻亲多，都是世家名门，他们许多都出仕清朝，包括他们寄居的孙氏家族，以及淄川的高家等，所以一时半会家族还能保持。
孙孝恩跟皇帝诉苦，说的也确实是实情。
并不是山东皆降，只是他们确实经历许多。朱以海起兵时，浙东义绅四起，其实当初山东也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