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摆手，“那就听你师母的。”
邓老师也不参与他俩的聊天，示意苏亦不要紧张之后，就返回里面做饭。
天地良心，苏亦真不是过来蹭饭的，他来之前，还真没想到这一出，直到邓老师系着围裙出来，他才意识到饭点了。
相比较王永兴先生健斋的住处，周家就充满了生活气息。从屋子里的生活气息来判断，似乎周家的子女都不住这里，只有老两口居住。
想想也正常，周一良先生都六十多了，周家的儿女肯定也都怎么说也都四十左右早已成家，24号小楼肯定是没法住下那么多人。
苏亦到周家拜访，并非简单的礼节性拜访，周一良让苏亦过来也不是让他过来认门的，而是让他过来补课的。
不过，等苏亦喝茶润嗓子以后，周一良就问，“喜欢绘画？”显然是看到他速写本里面的建筑速写图了。
苏亦简单解释自己家的情况，当周一良得知他父亲师从关山月老爷子的时候，忍不住笑起来，“你突然学考古，也算是误入歧途了。”
“家里人支持吗？”周一良问。
在民国，贵公子学史，比如，陈寅恪，比如周一良，还比如荣逸毅仁。
这位大领导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生，读的是历史系。作为荣氏家属的第三代传人，自然不需要也不会考虑毕业后的出路，荣家看重的是圣约翰大学的声誉和毕业生的综合素质。他们更明白，荣毅仁需要的是驾驭全局的能力，而不是具体的管理手段和技术水平。
如果是一个小企业主家庭，恐怕不会让子女上学费昂贵的大学，学对他们的企业没有直接用途的专业。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但大部分情况下，普通家庭学习历史，温饱问题都很难解决或者说不普通国内重理轻文的大环境。苏家好不容易出现这样一个宝贝疙瘩，就算不继承家学也应该偏到考古学来。
苏亦只好说，“我奶奶是天马村人，正好就在梁任公故居茶坑村的隔壁，从小就听到梁任公的故事长大。后来无意间得知梁思成跟梁思永两位先生的故事，就慢慢的喜欢上考古学，平时也画一画建筑速写图，尽量不荒废绘画这门技艺。”
周一良笑，“陶冶情操挺好，据我所知，季庚先生当年还接替思成先生讲述古建筑的课程。你的手绘能力未来在中国古建筑考古方面上，大有可为。”
说到这里，话题才转到王永兴，“王永兴先生的课，你听了吗？”
苏亦点头，“嗯，选修了王先生的敦煌学。”
周一良说，“我也猜你会选择敦煌学，毕竟你们研究佛教考古，是没法跨过敦煌学的。不过，王先生的隋唐史你也可以听听，他在隋唐史方面的研究跟你们张光达老师不一样学百家之长，融通致用，才是研究史学的态度。”
苏亦点头，“王先生的隋唐史，下周从开课。”
既然周先生都这么说了，肯定要去听的。
反正，张光达跟王永兴都专攻隋唐史，不过这两位都有各自的侧重，比如张光达还研究中亚史，所以在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肯定更有研究，外语肯定是不错的。
实际上，也是如此。张光达1953年夏毕业留校，在历史系任世界古代史助教。19551957年共计两年，还为教俄国史的苏联专家谢•伊•安东诺娃担当课堂翻译。俄语水平自然是不用说的。
而王永兴还研究敦煌文书，尤其是后来还推动了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创立，就知道这位先生的研究侧重点在哪个方面了。
不过，张光达毕竟是中青代，隋唐史的造诣肯定比不上王永兴。就王永兴先生这水平，当张光达的老师都没啥问题。
但，苏亦不是学历史的，不然，这些大牛的课程他肯定都不能落下啊。
聊完王永兴先生，周一良才聊到自己，“说实话，你那天当着我的面，能够把我的博士论文原文背诵下来，给我很大的冲击。这文章，很多细节我都记不得了，所以，那天回来之后，我重新翻找出来观看，一时之间，无尽往事涌上心头。也因为如此，我才跟王先生聊起你，想让他带一带你。毕竟在咱们北大，要论对敦煌文书的研究，王先生应该是权威了，西语系的季羡林先生也是其中一位，嗯，现在季羡林先生已经是咱们北大的副校长了。事务繁忙，估计很难像王先生这样带你入门。”
周先生的用心良苦，然而，苏亦却没法立即答应王永兴的提议。
苏亦也没有隐瞒，说出自己顾虑。
周一良恍然，随即说道，“季庚先生应该不反对你学敦煌学，毕竟，当初敦煌研究所建立考古部门的时候，还得到季庚先生的大力支持。你可能不知道，当年咱们考古系就有两位学生留在敦煌，都是季庚先生带去实习的学生。”
苏亦点头，“嗯，马世昌师兄就是一个，不过，他今年考回咱们北大了，继续在宿先生门下读研究生。”
周一良笑，“难怪。这样一来，你就更应该清楚你导师跟敦煌学的渊源了。广义来说，敦煌学也包括敦煌考古，季庚先生对敦煌学的建设是功不可没的，甚至在他文章也多次提到敦煌文书。未来你要是从事敦煌考古，是离不开敦煌文书的。”
对这点，苏亦是知道的。
之前马世昌送给他的敦煌七讲就是宿白先生最开始关于敦煌考古的论说文章，也算不上文章，敦煌七讲只是讲义，还是由敦煌停课的工作人员整理出来的。
但，后来也慢慢流传出来了。
敦煌七讲第五讲说的就是敦煌研究。或者说敦煌学也可以。不过宿先生更是从考古的角度去讲述罢了。
感受到苏亦的顾虑，周一良说，“你也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这个方面王先生会去跟季庚先生去沟通。而且，就算是学考古，也不能闭门造车，因为中国考古学研究对最后，你就发现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献。陈先生提出了预流说，你知道吧？”
苏亦点头，“王先生在课堂上提过。”
陈寅恪在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提出预流说之后，就曾经有过一句话，“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前面说啥不重要，重要是搞学问，不能闭门造车。
周一良先生从历史学的角度去说考古学也不能说错，中国考古确实离不开文献。比如研究古钱币，古墓葬，古建筑，古遗址，只要历史考古都要从文献去验证。
然而考古学也不仅仅有历史考古，还有史前考古，还有科技考古还有环境还有农业考古各个分支，这是一门需要融会贯通，多学科交叉的学科。
然而，那是其他。
苏亦的情况还比较特殊，他是被宿白先生用佛教考古的名义招收来的。
你都研究佛教考古了，连佛教怎么来的都不知道，还研究哪门子佛教考古？
这样一来就必须要学习佛教史，以及佛教文献，而，佛教史的研究又离不开敦煌文献。所以绕了一圈回来还是要回到敦煌学，似乎，王永兴先生开设的敦煌学苏亦怎么都绕不开。
谈论完别人，周一良回归到自己学术生涯。
“我的一生，早年跟随着陈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留学期间学习日文、梵文，归国教书的三四年还可以继续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后面，只要研究日本史以及亚非史了。”
说着，周一良问，“看过我跟吴于廑先生编著的世界通史吗？”
这就尴尬了。
苏亦还真没看过。
他知道这，但确实没看过。
因为他前世看的都是吴于廑，齐世荣编著的高教版世界史，所以，苏亦只能摇头，“听说过，但还没来得及看，那天在图书馆遇到您，就打算去借阅，但这段时间太忙了，一直没时间。”
顿时，周一良就发出爽朗的笑容，“没看过也不要紧，我与吴于廑先生联合主编的世界通史时说，该书“力破欧洲中心论'观点，所以这书，虽然材料具体丰富而确切，但在观点上不求新奇，采用可信有据的公认结论。不过要说的特色，就是增加了大量亚非史及文化交流方面的内容。比起前苏联的教材，这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各大学历史系教师普遍认为相当合用。你可以看一看，但因为是以苏联的世界通史为了蓝本，在框架上，并没有脱离太多，合适当基础读物。”
周一良对自己学术的评价，算是非常客观了。既不盲目自夸，也不妄自菲薄。
苏亦对此也是认同的。
他对世界史了解不多，但据他所知，世界通史差不多就三种模式，一种是就是欧洲中心论的世界通史，与其说是世界史还不如说是欧洲史；另外一种就是苏联编著世界通史，周一良跟吴于廑编著的版本大抵属于这类。
剩下最后一种就是吴于廑，齐世荣编著的高教版世界史，也是吴于廑提倡的中国风格世界通史，直接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史里面论述。
那种好，那种坏？
反正欧洲中心说，除了看到欧洲学者傲慢之外，也就没剩下啥了。比如前世苏亦看剑桥中国史的时候，也是一言难尽。
当然，国内编著的教材，意识形态也很浓，尤其是北大编著的，动不动批判古人封建意识浓厚走出时代的怪圈。尤其是他当初看北大中哲教研室编著的中国哲学史的时候，都忍不住皱眉头。
当初无聊的时候，去北大哲学系蹭课，还听过杨立华教授教书宋明理学，然后，这教授特别喜欢张载。然后嫉妒鄙视苏轼跟白乐天。当时，苏亦只能感慨，北大的教授就是牛，啥都敢讲。
嗯，当初邓小南教授的祖宗之法也是在这位教授的推荐去翻看的。
嗯，跑题了。
回归周一良先生。
周先生刚说完他编著的世界通史，就直接从书架上抽出一递给苏亦，“其他的著作，我可能没有，但这，我家是不缺的。你要是读本科，估计就会给你们发这本教材了。据我所知，咱们北大历史系还在用这当教材。”
长者赐不敢辞。
苏亦接过书，想了想，就说，“要不，周先生你给我签个名吧？”
周一良哑然失笑，却不拒绝，直接从口袋逃出钢笔，唰唰的，就写着自己的名字。
然后又写下一段话。
“愿苏亦同学在学术之路上，能够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共勉”
看到这话，苏亦接过书，然后站起来，鞠躬，“学生一定谨记先生的教诲。”
周一良露出满意的笑容，示意他坐下，“不用如此正式，我们的学术之路，自当如此而已，不然，蹉跎岁月，沦为工具，为他人所利用。”
这话或许就是周一良一生坎坷经历最大的感触吧。
那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出自于哪里呢？
是出自于陈寅恪先生在为王国维先生的纪念碑铭中所说：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也是，陈寅恪先生的一生治学态度。
周一良给苏亦写这一段赠言，用意不言而喻。
因为引用了陈寅恪先生的话，周一良自然而然就提到他跟随着陈先生学习魏晋南北朝史的经历。
“我早年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但，大半生都过去了。依旧没有能出版一本著作，这不能不说是我此生之遗憾。”
听到周一良这话，苏亦才猛然惊醒。
对啊。
眼前这位北大历史系国宝级的大佬，都65岁了，除了他编著世界通史，竟然没有其他学术专著出版。
后世，他的专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似乎一直拖到他担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时候，才能够出版。
但，要说论文，其实老先生的作品真不少了。
早年间，他关于魏晋南北朝的论文，弄一个合集，不需要修订，都可以直接出版了。只不过，被过去这些年国家的大环境给耽搁了。
所以周一良感慨，“你要是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观看我早年间的论文，虽未能构筑巍峨大厦，而只是起了加瓦添砖作用但也扫除了不少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时的拦路虎'。对你，应该是有些帮主的。不过，认为你此时更加需要的应该是关于语言的学习了。”
得，被说中心事了。
苏亦苦笑，“书到用时方恨少，语言方面，尤其是在外语上，我这边底子太过于薄弱了。除了英文之外，日文连入门都不算。”
周一良说，“研究历史，最为重要的工具就是语言，这又分两部分。过去在干嘉时代，学者只要掌握文字学就够了，今天外语的要求比古代人要高得多。现代的学术语言，我把它称做工具语言，是用来吸收知识的必备工具。现代人会了英语也不见得有优势，但不会英语肯定处在被动不利的位置。英语以外，法语、德语、俄语、日语，这些现代语言都是重要的工具语言。”
既然有工具语言了，那就肯定还有其他的语言。
“另一种语言工具可以称作专业语言，例如中亚地区、塔里木盆地周围的一些死文字。过去这些文字解读不了，现在日本就有几个新一代的学者，在这方面达到了世界水平。我想大陆、台湾早晚也会有人赶上去的。又比如你若要研究中国古代，就必须掌握一些古文字，比如金文、甲骨文。现在又出了许多简牍帛书，想要认字，文字学、音韵、训诂等，也都属于专业语言。”
“甚至还涉及到一些已经消亡的语言，这个方面，我就不赘述了。”
说到这里，周一良突然说，“语言固然重要，但表达能力也很重要。我念书时，有些老一辈的先生不怎么善于表达。但我们看一看西方，从古希腊时就非常注意修辞rhetoric，现在西方史学家也非常重视叙事。na
ative着重的不仅仅是怎么把话讲出来，还有一系列关于presentation的要求：它要求你思考，如何把史料证据融合至叙事结构中？这又产生一个问题：这样的写作和文学的区别在哪里？历史虽说不能脱离过去的实际。”
好不容易遇到这样的语言大拿，苏亦当然不会错过，“我在这个方面的学习，确实遇到不少的困境，先生在这个方面有什么更好的切入点吗？”
说完，周一良突然说，“想学外语，第一种外语一定要下大苦工，认真学好，别只从专业领域入手，最好从文学进入一个语言。语言的本质是交流的载体vehicle，最基本功能是讲话、沟通，所以周先生建议从读入手。现在有很多光碟与学英文的资源，是按照情境situation来学英文，也是个入手的好地方。特别是西方这种变格变位的语言，没有捷迳，一定要熟，要熟到很自然张口便能说的地步。按照自己的专业，找一本相关领域的重要着作进行翻译，也是精进外语能力的好方法。我自己从翻译工作中受益非常多，二十五、六岁时还当过俄国人的课堂口译。我觉得翻译很重要，笔头的翻译是必要的，最好还要有机会做口头翻译。口译的重要性在于，口译过程讲究快速、准确，可以训练并逼使你得完全用外语的方式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