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教就有助教的自觉性。
因为王永兴先生腿脚有些不方便，所以，每一次上课的时候，苏亦都要提前去体斋接王永兴先生，有时候是提他拿书，有时候是直接载着对方到文史楼这边。
这也是苏亦购买自行车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老先生倒是很不好意思，不想让苏亦如此折腾。
苏亦都没觉得什么，因为，这一次接送王先生的过程都是一次开小灶的过程，这种大师私课时间，除了苏亦，别人要体验想都不要想。
而且，自己能为老先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没有什么不好。
师兄马世昌可以给导师宿先生擦黑板一擦就是几十年，马世昌这个行为，给了苏亦很大的触动。
让他觉得在对北大诸位师长的尊重上，也可以落实到实处，而不光是在口头上。
有课的时候，提前过来接送王先生，对于苏亦来说也是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不困难，也不花费他多少时间，就是有点繁琐。
但这个繁琐，对于王先生来说，又不值一提，因为腿脚不便的王先生，要是没有人接送的话，也都坚持着自己拎着厚厚的书籍去教室上课。
一走就是大半个小时。
因为这些书籍除了讲义之外，大部分文献都是用来当教具用的。
敦煌学太枯燥，又太专业。
甚至，一时半会都没有教材，王先生唯一可以让学生直观感受敦煌学的内容就是这些真真实实存在的着作文献。
一想到走路都不方便的王先生，日复一日的拎着书，从体斋出发，在路上走了大半小时来到文史楼给他们上课，苏亦就觉得自己有课的时候才去借王先生这事就显得太过微不足道。
苏亦不仅要经常跑体斋，更要经常跑燕东园24号楼。
他这一段时间一直都在跟周一良先生学习魏晋南北朝史，周先生在北大历史系没有办公室，苏亦只能在周家跟随周一良先生学习。
这个学习的方式，还挺随意的。
跟在课堂上不一样，周一良先生对苏亦也不是填鸭式的教学。
甚至都算不上教学，更多是经验分享还有读书笔记点评。
一开始是周一良先生列书单，然后苏亦去读书，读书过程之中有什么问题记下来，然后周末再过来问周先生。
读书过程中，也要写自己的读书心得读书感悟。
读书不能光看而不写。
光看而不写，在周先生来看，就是不动脑子，不愿意用脑子去读书，翻看多少遍文章都没什么用。
唯一让苏亦松口气的是，周先生并没有让他写论文，不然，苏亦就有得忙了。
周先生对苏亦，更多是一种史学基础的培养，还有查缺补漏。
关于历史方面，有问题都可以请教，也不局限于魏晋南北朝历史，其他断代史也可以。甚至不局限于中国史，亚洲史日本史都可以。
世界上方面，一直都是苏亦的短板。
前世读研，因为研究方向的原因，总是下意识忽略补足这个方面的知识，现在到北大读研了，就没有办法忽略了。
不然，未来想要研究西方考古学，就会寸步难行。
夏鼐先生担任考古所所所长以后，国内基本上就断绝跟国外同行交流的可能性。
这个方面，有国际大环境的原因，也有夏鼐先生个人学术主张。
八十年代之前，国内考古发掘方面，外国学者是不允许参与的，这也是为什么当年川大童恩正先生想要促成川大考古专业跟张光直先生所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合作的时候，被夏鼐先生否定的原因。
因为夏鼐先生一贯主张，中国考古中国人说了算。
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考古也要走出去，要恢复跟西方国家的交流，这样一来，了解世界考古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毕竟，宿先生在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可是有着深厚的研究。
你要不了解人家的历史，如何去了解人家的考古成果？
而在北大历史系诸位先生之中，周一良先生绝对是世界史权威。
此外，苏亦跟周一良先生学习的东西，也不局限于史学，文学，语言学都有涉略。
尤其是外语方面，周一良先生就很喜欢拿一些名着过来让苏亦朗读。
甚至还有一些诗歌。
比如大众耳熟能详的莎士比亚、泰戈尔、普斯金，还有不那么耳熟能详的雪莱、海涅等人的诗歌。
苏亦以前，国外诗歌，除了泰戈尔的诗歌外，基本上不看。
尤其是各种翻译，水平参差不齐。
也就懒得翻看。
有时候，还有些鄙视。
现在发现自己浅薄了。
倒是在周先生家中的，让他尽情享受一下国外诗歌的优美。
一些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诗人，比如白朗宁夫人，这个时候，苏亦才知道这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受人尊敬的诗人之一。
尤其是她的情诗，最动人。
苏亦读完，周一良先生还时不时矫正他的发言。
苏亦从美剧里面学习来的半吊子发音，在拥有哈佛多年求学经历的周一良先生面前，不值一提。
一开始，苏亦尴尬不已。
后来也就无所谓了。
在周先生这样的大牛面前，也不需要隐藏自己的短板。
所以，每一次到燕东园24号楼，读完历史文献以后，每一次诗歌的片段，算的上苏亦难得的休闲时光了。
原本不想参与五四文学社活动的苏亦，突然觉得文学社的社团活动，偶然参加一下，也是挺好的。毕竟诗歌这种东西，不拿来干啥，陶冶一些情操也是好的。
于是，在周二的五四文学社社团活动之中，苏亦就在黎新叶的期盼之中，如约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