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凡在前世也曾翻看过“能人智士”的看法和文章，均不认为股市是拯救国有企业的最佳手段。</p>
通过股票上市为国有企业输血解困，毕竟只能解决少数大中型企业的难题，量大面广、数以三十万计的中小国有企业仍然是一团乱麻。</p>
“巨婴”企业在竞争中的一败涂地，也就带来自96年开始的下岗潮......</p>
“没法救，日子也要过下去啊。”梁珩没有理睬李显政，仍旧感叹道。</p>
“我们还好点，你没看到那些下岗女工，真...真得很苦。”李显政也随着说道。</p>
“上海还好点，不知东北那么多的国有企业该怎么渡过难关？”梁珩没事喜欢看看报纸上的新闻报道，从中觅出不一样的信息。</p>
“你在证券公司应该知道指标配额制吧？”秦凡插嘴问道。</p>
“咦？你从哪听来的？”梁珩奇怪地问道，由不得他奇怪，秦凡一个学艺术的学生，只不过走好运买了九二“认购证”，又买了几支赚钱的股票，对于上层的政策不应该很清楚才对，不要说他，就连自己单位的领导也不是很清楚。</p>
“看看新闻分析来的，梁哥你以为我买什么股票都是瞎猫撞死耗子撞到的？”秦凡半开玩笑地说道。</p>
梁珩注视着秦凡，这时他真有些怀疑以前对他的认知。</p>
“喂，梁哥发什么愣？”秦凡看他的眼神有点散乱，便伸手在他的眼前晃了晃笑道。</p>
“上面是有指标配额制。”梁珩回过神后点点头道。见李显政还在迷糊，便细细地说出自己知道的事。</p>
......实行一种全面扶持国有企业的“指标配额制”的上市机制，即由中央政府确定上市额度，然后按系统分配到各部委，按地域分配到各省、市、自治区。而各省、市、自治区及各部门拿到上市指标后，还要按自身系统进行分配。这些指标绝大多数被分配给了各地的国有企业。</p>
只有少数著名的乡镇企业因“改革效应”和象征意义的需要而侥幸成了首批民营上市公司......</p>
“那么多的企业，政府靠股市这点钱能救得过来吗？”李显政听得还是有些糊涂。</p>
“所以啊，这些钱都是先救各地最大最困难的企业。”梁珩摇了摇头说道。</p>
“所以啊，有些企业打破头作假都想上市，上了市就可以大把大把地收钱了。”秦凡学着梁珩的口吻说道。</p>
“那不是害人吗？”李显政呆了半晌才脱口叫道。</p>
当“上市指标”成为政府救活国有企业的“最后一把米”时。在上市的过程中，国家财政及银行对企业的拨款或贷款，先变成了债权，接着又变成了股权，然后通过股票发行都一股脑地卖给了股民。</p>
它一方面让已经陷入绝境的国有企业再次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另一方面还“意外”地解决了居民储蓄增长过快的“笼中虎难题”。</p>
这</p>
种制度安排使得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畸形的产物，它至少在四个方面存在先天的弊病。</p>
一是缺乏公平性，那些符合上市条件、经营效益好的民营企业很难得到上市的机会。</p>
二是上市公司的素质明显不好，很多指标被分配给了各地最大也是最困难的国有企业。</p>
三是存在大量的虚假报表现象，那些拿到配额的国有企业其实并不具备上市的条件，因此不得不进行大面积的、公开的财务作假，通过“资产剥离”、“产业重组”以及直接的做虚假报表等手段来达到上市的目的。</p>
由于通过行政手段审核上市条件，不仅资格审核机构不可能对自己的审批后果负责，而且在行政审核部门的默许下，就连负责资产评估及承担股票销售的各类中介机构，也会因其极强的行政性背景及行政手段，对自己的行为往往不负责。</p>
四是因缺乏必要的监督，存在大量的权钱交易。</p>
......</p>
“国有企业是永远要人家来扶持的，过去是政府的财政，接着是银行，现在是股市，扶持的办法就是不停地把钱送到国有企业里面去。”-----《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p>
“......应该对国有企业进行间接解困，让那些好的、有潜力的私营企业、非国有企业上市，然后用筹集的资金收购国有企业，这种间接不仅解决了资金问题，而且也解决了机制问题。”-----北大教授张维迎</p>
“指标配额上市的办法，其计划有很大的随意性，绝大多数上市指标都是为当地解困脱贫的，捆绑上市很普遍。上市之后，企业的机制和财务问题很快就暴露出来，相当一部分公司成为空壳。”------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p>
所有上市的国有公司都存在非流通股与流通股两类股份，前者为国有股份。两类股份的权利相同，但持股的成本则有巨大差异，这造成了两类股东之间的严重不公，同时也为日后的“庄家经济”提供了天然的操作空间。</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