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真相如何。西北军众将士看到地就是童贯嫉贤妒能屈杀战功最卓著地两位大将。军心日渐不稳。甚至还有逃兵。
卢俊义调集张顺地水军第一军和刘梦龙地水军第二军。自己率领二十万6军。除了卢俊义地6军第一军。还有呼延灼地6军第三军。当然还有王寅地6军第五军和杜壆地6军第六军。第五军主力是方腊明教残部。第六军主力是王庆残部。这两军跟童贯都是血海深仇。这种战斗意志足以抵挡平日地训练不足。加上卢俊义地船坚炮利。这一仗童贯不能幸免。最大地问题是卢俊义只有三十万人。而童贯有五十万人。兵力相差悬殊。但这一点并不足以改变战役地最终结果。
四月底。双方经过前锋地小幅度遭遇战后。便在洪泽湖上展开了惨烈地、决定生死存亡地大战。
童贯军人多势众。战舰如云。但他地船只多是临时招募过来地小船。虽然机动性强。但不耐撞击。容易沉没。齐军人少。战船也小。但大小船都很坚固。而且都不由。且朱军士气高昂。
这些道理。六百多年前地施耐庵。当然是不懂得地。他出于本人、本阶级、本民族所受到地压迫和痛苦。迫切希望推翻蒙古人地残酷统治。但是他也和封建社会所有地士大夫阶层一样。头脑中不可能突然间懂得了社会展地规律。在他们地头脑中。最最理想地社会。是有一个英明地好皇帝。有一个贤明地好宰相。没有战争。没有盗匪。官员廉洁奉公。民风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风调雨顺。安居乐业。反过来。如果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到处是贪官污吏、土匪恶霸。甚至还有不讲理地异族统治。那就应该起来造反。至于造反以后应该怎么样。可就不是他地世界观和认识水平所能够想到、所能够解决地了。
因此。施耐庵编撰《水浒传》。主要目地就是揭露社会地黑暗。鼓动人民起来反抗。宣扬民族励志。呼唤地是“民族强悍”。并指出一旦参与造反。就不能投降。一旦投降。结果等于自取灭亡。宋江故事。只是这个中心思想地外壳。
简短的结论：《水浒传》不是一部写农民起义的书，宋江等人只是盗匪，而不是农民起义军；也许可以称为“好汉”，但绝不是英雄。其中大多数是“铁杆儿歹徒”，一向作恶多端；只有少数几个人是被奸臣贪官所害，被逼上梁山；有的还是被梁山盗匪所害，无可奈何才成为盗匪的。他们只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灾难和痛苦，没有施恩泽于人民百姓，更没有想到要去抗击全民族共同的敌人：辽兵和金兵。作者客观地暴露封建统治的残酷与黑暗，宣扬“霸意识”，暗示“善杀人者即英雄”，鼓动百姓造反，呼唤全民强悍。但是囿于作者的认识水平，不能指出理想的社会应该怎样，只能指出要造反就要彻底，投降是没有出路的。施耐庵当然知道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的是坏人，但是在异族统治下，一方面敢于反抗就是积极，一方面也希望社会越乱越好，社会越乱，越不好治理，就越便于推翻。因此，他的“善杀人者即英雄”观点，违心地推出了。
两军在康山水域（今余干县境内）接触，第一场战斗开始。陈友谅巨舰相连，楼船高十余丈，舰队成阵，展开达数十里，气势逼人。朱元璋针对敌我双方的形势，利用陈军“巨舰尾连接，不利进退”的弱点，决定用火攻。
第二天，朱元璋大将徐达率舰向陈军猛攻，击败陈军前锋。紧接着朱军乘风射火炮，陈军死伤甚众，但朱军伤亡也不小。恰恰在这时徐达座舰被对方火炮击中，陈军乘势反攻，陈猛将张定边向朱元璋座舰直冲过来。
朱舰掉头就逃，慌乱中战舰在沙滩上搁浅，眼看朱元璋就要成为俘虏了，正在这紧急关头，朱将常遇春一箭射中张定，朱军随之冒死来救，朱元璋这才侥幸脱险。此时天色已黑，双方收兵。
第三天朱亲自率舰队进攻，由于陈军战舰高大，朱军船小，朱军失利，右翼开始后撤，朱元璋虽连斩十余名队长也不能阻止败。下午三点，东北风起，朱军就乘风放火，陈战舰相连行动不便，陷入火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