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两宋时，赵官家一直重视商税，即便疆土日绌，朝廷财政依旧充裕，每年靠商税能岁入几千万贯。
反观国朝，江南大士绅无不产业遍布，富甲一方，而朝廷却几乎收不到一丝一毫的商税。”说到这里他面有愤懑之色的道：“崇祯十三年学生从邪报上得知，南直隶仅收到茶税三千两，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两宋时，海贸发达，朝廷年收市舶税千万贯。国朝呢，泉州一带的海贸同样发达，每年的市舶税却只有四万两！
自万历军兴以来，朝廷每年光军费就要千万两，而国库税入却只有两百多万两，天子碍于祖制，只能加重赋于百姓，逼得百姓都去当了流贼，朝廷剿贼，官军数量激增，军费不够，又得加赋，流民又增，以至于最后官军数量上百万，国事却愈发不可收拾。”
大明的土地兼并情况至少在明孝宗时还不严重，顾炎武当时就称赞此时：“家居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但到了隆庆年间时，已经是“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了”。到了万历崇祯时期，土地兼并，贫富悬殊就更是严重，“则迥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
近三百年下来，官吏腐败已近乎无药可救了，文官们疯狂敛财，恨不得对百姓敲骨吸髓，将他们榨干。
官员们都说宗藩吃垮了大明，好像自己是在为大明默默奉献一样。宗藩固然是寄居在帝国身上的吸血虫，然而这些士绅大夫也不逊于吸血虫。就如外军军饷，按照惯例京官要分润六成，就算是在建奴入寇，乱军猖獗的时候都没有过分毫的让步。
满朝上下虽然也有极少数的清正忠义之臣，然而这些人已经稀罕的无法撼动几百年的积习，更无法撼动那一条条的灰色利益链。
“缙绅敛于下，污吏贪于上，商税不征，农税太苛，民岂能聊生？”陈邦彦说到这里，最终总结道：“说到底，我大明不仅受制于天灾、流贼、东虏和贪腐，更受制于钱法啊！”
虽然陈邦彦之前只是一介布衣，但暗中却十分关心朝政，有着拳拳的报国之心，所以对朝政大事了如指掌。
一番论解下来让朱由渠颇为惊喜，他不由得抚掌而叹：“先生此番见解真是字字珠玑，针针见血！”
“学生一番浪言，让陛下见笑了。”
“哪里哪里，先生所言深合朕心。”
明朝后期，商业极度发达，特别是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时，海外贸易庞大，致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不完全统计，明朝末期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高达五亿两以上。
然而商业的发达，白银的大量流入，都让那些商贾勋贵和文人士大夫们瓜分了，小民和朝廷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
这个时候，国家的经济重心已经从农业向工商业转移，而此时，文官士大夫已经和商贾们相互勾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就是商贾的代言人，如果朝廷要加商税来提高国库的收入，就会受到他们的疯狂阻挠。
明末的商人占有了当时国家的大部分财富，纳点商税本来就是应当的，让商人哭，总好过让农民哭。
商人哭闹，国家只是小乱，农民哭闹，那就只能造反了，国家则有亡国之祸。
万历皇帝没有妥协，顶住了压力，增开了不少商业税，降低了国内矛盾，不过却也在死后遭到了无耻文人的唾骂和满清的污蔑中。
崇祯过分执拗于祖制，被文人士大夫们一顿忽悠，不敢越雷池一步，本来就没收上多少税款，还减免了不少，致使国家的财政负担都转嫁到小民自耕农身上，使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社会矛盾不断加大，最后走上了亡国之路。
对陈邦彦，朱由渠此刻内心充满了好感，他刚才一番针对大明根结的精辟言论，和朱由渠前世的认识所差无几，他顿时有种找到了知己的感觉。
到了这时他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不仅是为了这一个被埋没了的人才，更在为天下而哭，为黎民百姓而哭，为大明的江山社稷而哭！
良久之后，他深吸了口气，道：“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依先生之见，我大明如何才能中兴？”
见皇帝饱含着期盼的语气，陈邦彦突然忘记害怕，也忘记注意礼节，抬起头来，双目炯炯地望着皇帝，朗声说道：“臣意：消党争、征商税、练新军，复疆土，收民心！如此，方可中兴皇明！”
“好！好！好！”
朱由渠连说了三个好字，神色之间仍旧难掩兴奋之色。
短短的一句话，朱由渠已经清楚的确定这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不同于阮大铖的世故与圆滑，其一言一行，与因循守旧，颟顸无能的大多数文臣不同，有着强烈的锐意进取之心。
特别是他高屋建瓴式的治政主张与自己不谋而合。
消党争、征商税、练新军，诚为中兴三策也！
这样的人才不重用，才有谁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