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我想除了你之外，没有人能把一个破败的叙州变成现在的新叙州。”
“你应该有注意到，在修建叙州的时候，我们是先借款，然后在修建的，从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是采用了贷款的形式，只不过这种贷款被看成买卖。但是你想想，在房子没有修好之前，我们的最大项收入是什么收入？”
“卖掉土地的钱。”
“如果不是这些钱，我们有没有办法重建叙州。”
“弃定没办法的。”
“是的在现代化建设需要的资金太多，我们没办法筹集到全部的资金。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去弄到资金，贷款实际上是最安全，最有效的资金来源，你就说铁路吧，川汉铁路这几年到底修了多少公里的铁路，他们的钱到了那里，光是施典章就亏损了三百万两银子，川汉铁路有几个，三百万，现在除了我们再修建铁路，没有人，是没有人修建”汉铁路，但是款子已经少了很多，这样的损失是可怕的。如果借款之后修成铁路。铁路会起到良好的社会效益，你看叙州现在的交通多么方便，火车直达码头，到汉口不过两天的路程。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交通。而火车又占据最重要的分量。所以钱还是要借的。”
“斩哥，我不是说不能借款。但是把钱交到盛宣怀手上，我实在是不放心，这人表里不一，贪婪成性。一旦统筹此事，定然会中饱私囊，表面上惠及百姓，实际上残民以肥。”
几天之后，清政府布了对铁路干线国有的具体措施，证实了李岱青的猜测。清政府要实现铁路路权国有的目的，就必须从商办铁路公司手中赎回原属于商办公司股民的股票。然而，由于各省的情况并不相同。清政府采取的办法也因而有所区别。
从政府拟定的办法来看，湖北湖南所受待遇最优，广东次之，四川最下。清政府之所以采取这种区别对待的态度，乃是因为它认为，各省商办公司的股票，由于亏损情况有所不同，因而其实际价值并不相同。由于湖南、湖北商办铁路公司的股票亏损数并不太大。
因此，清政府对湖南、湖北两省所采耳得的办法，是以国家保利股票。按两省商办铁路公司股票的票面价额。来换取商民手中持有的这些商办铁路股票。至于广东，由于公司股票实际亏损过多，其真实价值不及票面价额的五成，清政府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从优给六成的国家保利股票，其余四成，给国家无利股票。清政府认为，对于处于破产边缘的广东商办公司的股民来说，政府的这一赎买方案无疑还是大为有利的。
一位外国研究者曾就此一作法指出。“鉴于情况的复杂，以及每一个铁路公司实际上已经破产的事实。政府的建议看来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宽宏大量的。”
然而，政府对四”的解决办法则是。仅仅换回实际上用于铁路建设的股款，而并不换回全部股款。四川铁路公司总共募集了比口万两的股款。据估算，其中的一半，即大约殉万两，可以用来换取政府的股票。而其余的另一半，即心万两中。几乎有一半是由于该公司的一位经理施典章，在从事上海的墨西哥的橡胶股票投机时亏空净尽。旧因此，政府只同意给四川铁路公司股东大约次。万两的国家保利股票。至于被施典章挪用到上海钱庄去从事投机而全部亏空的３四万元。则政府认为没有必要对此负责。盛宣怀明确指出，政府的钱来自全国百姓，政府没有权力慷全国百姓之概。来弥补四”商办铁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机损失。
消息传来，川汉铁路公司为之哗然，董事长蒲殿俊召开董事大会，商量如何应对。
在京的资政院川籍议员萧湘主张面对现实，既然商办铁路实际上已经破产，此路行不通已是无庸置疑的事实，尤其在政府已经明确广告示取消各商办公司向老百姓摊派的租股之后，民间势必不再认购租股，而租股本来就是本公司股金的主要来源。既然连这种租股来源都成了问题。更不用说“募股有名无实，全不可恃”了。
不过萧湘心疼银子，虽然继续坚守商办立场没多大意思，但是如果坚持反对国有，就可以向政府提出更高的要价，以争取更多的补偿金。这一实际利益才是保路运动的基本目标。
罗纶则大力反对，认为铁路国有就是与民争利。其次，认为即使铁路收回国有，但也不能借外债筑路。因为“借外债是明明导外人干预财政也”第三，即使不得不借外债，那么。也只应使外人仅对中国拥有债权而不能拥有抵押权，因为外人一但拥有抵押权，铁路无疑将直接或间接地断送给外人，“中国将步印度之后尘外人占人干路。扼我财权，足召亡国之祸”口他们还认为，按铁路借款合同规定，聘用洋人为总工程师，就是间接地受各国银行的控制，认为即使因铁路建设所需，必须向外国购货，由于四国银行所在国法德美英有优先售卖货物之权那就是受制于人，是万万不可的。
双方激辩一整天，还是谁都说不服谁。最后不知道谁提出来，由张斩担任”汉铁路总代表，这个提议得到了全部董事的同意，蒲殿俊也如释重负，准备第二天亲自请张斩上任。兜兜转转，张斩本以为可以静待革命，却不想革命已经先一步找上了他！凹曰甩姗旬书晒齐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