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达维尼翁于1月15日和17日同魏茨泽克会见了两次。他的使命是要求对方解释德国一些显然是侵略性的行动，同时通知魏茨泽克，除非比利时遭到进攻，否则决不向英国或法国求援。当魏茨泽克反唇相讥，埋怨比利时的防御措施的反德性质时，达维尼翁指出，从迫降的飞机信使手中缴获的德国文件具有重大意义，证明比利时采取这些防御措施是有道理的。魏茨泽克认为这件事不值一提，他只是偶然听报界谈起过。事实上，他已从德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接到一份有关此事的详细报告，报告中提到莱因伯格少校承认未能把文件统统烧毁。德国人虽然在正式场合对这件事轻描淡写，实际上却很为难，因为他们无从确定，自己的进攻计划到底泄露了多少。据说希特勒对于这一挫折大发雷霆；不过，进攻终究推迟了，同时，又在制订新的进攻方案。
1940年4月9日丹麦和挪威遭到入侵以后，比利时政府又接到盟国的要求，催促立刻同意让它们的军队开进比利时，其根据是它们有理由认为，德国即将进攻荷兰和比利时。盟国迫切希望，在斯堪的纳维亚已经发生的情况不要在低地国家重演，它们认为，要使它们的支援发挥效用，就必须在德国发动进攻以前让它们的军队进入指定的阵地。甘末林也认为，这样做有好处，将缩短盟国的战线。在4月9日的盟国最高作战会议上，法、英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迫切要求让他们的军队预防性进驻比利时。
可是，尽管没有任何可能，比利时人却仍然抱着希望，认为他们的国家能免于战祸。同时，他们也没有失去希望，认为如果发生必须求援的情况，也许能说服盟国把军队一直推进到艾伯特运河。此外，有许多人认为，在德国入侵以前就同意盟国进驻，将使国家的统一受到危害。另一些人认为，比利时在道义上负有责任，在对待各交战国的关系上保持从战争一爆发时就已采取的中立立场。4月10日，内阁发布声明，重申了比利时的政策，反复说明政府一致决心坚持中立政策。斯巴克4月16日在参议院的发言和皮埃洛19日的发言，再度重申了这种决心。皮埃洛在发言中还谈到了政府已采取措施，维持国内治安。3月，两院通过了保卫国家制度的议案，其中包含对付外国宣传和其他颠覆活动的措施。皮埃洛说，管理外国人的条例，其中包括这样一些措施，如防止其秘密潜入，和把国内的外侨分成几类，有的给予完全自由，有的将被拘留或驱逐。他说，已有几千人被拘留。新的拘留营正在建造。侦探的力量已经加强，主要的交通中心正在派人守卫。
从欧洲的战争爆发至荷兰和比利时遭到入侵的这几个月中，这两国的政府之间保持了频繁的接触，但是没有缔结采取一致军事行动的协定，也没有彼此作出任何保证，一旦遭到进攻时相互支援。斯巴克在1939年12月19日的发言中表明了比利时的立场，他说，比利时希望保持自由行动的权利，要它发表声明，表明倘若荷兰遭到进攻，比利时将采取什么态度，那是不可能的。不过比利时人深信，荷兰如遭进攻，比利时势必卷入战争，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发生这样的进攻，盟国为了援助荷兰，在军事上有必要立刻进入比利时。雷诺在谈到4月9日最高作战会议上就这一点达成的协定时，说比利时人已通知法国人，只有在德国侵入荷兰这一未必可能出现的前提下，他们才会邀请盟国进入比利时。
1939年9月3日的时候，荷兰的情况同其他国家相比，是非常简单的：不论在欧洲还是在东印度群岛或西印度群岛，它都没有任何政治纠葛。实际上，过去一百年的和平历史，加上依靠它的“不言而喻的中立”，使荷兰不仅不谋求与别的国家结盟和得到它们的保证，而且还加以拒绝。固然，荷兰是摇摇欲坠的国际联盟的成员；但在1936年，它已同比利时、卢森堡、芬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起，声明它不再受国联决议的约束，如果这是一个强制维护集体安全的问题的话。荷兰的政策是，坚定地中立和“保持适当规模的国家武装，从而不给任何人以任何可以避免的yin*来向其侵犯”。
当英、法对德宣战，而荷兰发现自己“进退两难，成为两大劲敌竞相奉承的目标”时，它不仅由于曾经出过力企图防止战争而赢得了威望，而且得到了德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保证——英国直截了当，德国则含糊其词——说它的中立将得到尊重；荷兰自己也在9月1日发表了中立声明。地面部队已在8月28日开始动员，海军处于警戒状态，到8月底，国内广大地区已为引入的洪水淹没。9月1日，宣布了战争状态。中立的政策即将受到考验：采用不过于讨好某一方的办法，例如当荷兰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提出措词足够严厉的抗议，是否能使另一方失去进行报复(这种报复甚至可能发展到入侵)的任何借口。这犹待分晓。同样，荷兰拒绝同它潜在的盟国就荷兰本身或这些盟国万一受到进攻时应当采取的措施举行军事参谋会谈。在荷兰，人们普遍认为，万一果然遭到进攻，这种进攻将是来自德国方面。但是荷兰采取谨慎态度，决不公开流露出害怕德国进攻的心情，同时，对待交战双方的确也应当不分轩轾，一视同仁；另一方面，人们也在希望，荷兰在交了一百年的好运以后，“奇迹还会再度出现”。
荷兰人民，总的说来，也是坚决支持中立政策的，鉴于他们以享有发表见解的自由而自豪，这是对十六世纪的褊狭不容异说的反作用，同时他们认为，由于党派的众多和由于这些党派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的争论加剧了彼此不和的程度，而有必要在国会选举时采用比例代表制，因此他们在中立政策问题上实际的意见一致，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荷兰**是由1909年脱离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些反对派所成立，它于第三国际。**在国内从未有过多大势力，它在第二院的一百个席位中占得席位最多的时候是在1933年，共四席；1937年时，它只有三席。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在8月21日公布后，使荷兰的**员和整个欧洲的**员一样，大吃一惊，在战争开始时，他们由于党的路线的这种改变而不知所措，无从发言。直到遭受侵略以后，他们才抬起头来，参加了抵抗运动，正象**人在其他许多国家所做的那样。
由于荷兰人的容易分裂的性格，在荷兰产生过好几个国家社会主义团体。其中最强大而结果也是最成功的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NSB)，于1931年由安通?米塞创立，希望能对经济萧条所造成的人心不满加以利用。这个团体反对党派制的政府以及社会党人和天主教徒的国际主义，而赞成极权主义的领导。它在荷兰没有扎下深根，因为它被人看作是外来的，是德国式的，尽管它避而不提偏激的反犹学说，并对女王和奥伦治王室装出一副“虚假的爱国姿态”，但是未能因此而克服上述的不利因素。它于1935年在荷兰的欧洲领土上达到了全盛的时期；随后又在荷属东印度达到了顶峰。在占领初期，德国人并没有要米塞来管理国家——尽管他拥有一个现成的组织——因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通常是不能胜任工作和一直是不得人心的”。虽然荷兰并没有实现俾斯麦的预言：“荷兰正在把自己归并给德国”，但在1940年时，荷兰不足九百万的人口中，德侨却有五万名之多，其中有许多人住在鹿特丹。然而，并没有听说他们对德国侵略者提供过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