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他祖父的子女中，他父亲与他母亲繁衍的这一支系又是最繁荣的。他父母亲一起养活了四子三女，并由此延伸出了很多的后代。他自己上面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其中大姐整整比他大二十岁（事实上，他大姐的第一个夭折的孩子比他出生的还早）。他母亲是19虚岁时与当时18虚岁的他父亲结婚的，生他时已经40虚岁了。巧合的是，在他自己的儿子出生时，他也是40虚岁。当时他带他妈妈到医院去看新生的儿子时，医生问他们的年龄，他回答说分别是八十和四十，那也让医生感叹了一会儿。
他母亲小时候是裹过小脚的。裹小脚即是在女孩年幼时用一条长布一层层将大拇指与其它脚指相对地往脚心捆、拉、扎，使脚不能生长发育，最后成为不能奔跑或做其它剧烈运动的三寸金莲。据说是很痛的一个过程。他母亲的父母本来就对此不太严格。后来在他母亲十三、四岁时，他外祖母去世了，也就没有人督促她了。所以他母亲的小脚是半成品，不是真正的三寸金莲。但脚指都已经变形了，没能正常发育。他后来曾经在鞋店给他母亲买过鞋，只能买八、九、十岁的孩子穿的鞋码。
从小他母亲应该是带过他小舅，而且他大姨和大舅很年轻就去世了，所以他们家与他小舅家关系多年很亲密，来往也很多。后来他母亲与他住在北京时，曾经在他小舅病重期间通过一次电话。不久之后听说他小舅就去世了，当时他也没敢跟他母亲说。之后他母亲倒是以她一贯淡然应对一切的态度，接受了她同辈中最后一个血亲故去的事实。
据说他母亲年轻时脾气也很暴躁，经常用不堪的语言管教责骂自己的子女，尤其是他的姐姐们。但是到他记事的时候，在大多数的记忆里，都只有一个温和平静的老太太的形像。尽管模糊中好像也记得他母亲有时用非常不雅的语言骂他的小姐姐，也有骂他的。那种当地流行的粗俗语言很奇怪，骂女孩的是“婊子”，骂男孩的是“砍头的”。在当地的语境中，甚至说话时带上男女生殖器的名称，通常也是表达或加强一种语气的方式。说看不起别人，普通话中可能说“不是什么东西”。但如果中间加入男或女性生殖器，变成“不是什么x东西”，就顿时使被骂的人更其不堪了。他小时候常在家里以及周边的其他人那里，听到那样的语言。他自己也会说。但是后来他常年不说，也忘了，不会说了。
在他印象中的母亲，总体上是个温和、谦让的人。除了记忆中与他父亲有一些顶嘴的场景外（他的恐怖记忆中，有过一次他父亲一摔门出去，狠狠地留下一句：“惹的我火大，一把火把房子烧了!”），母亲好像没有与任何其他人吵过架。连与他父亲在某段时间吵架后，关系弄的非常差、以脾气暴躁著名的原生产队长以及他的那个姑表哥，见到他母亲，都仍然会客气地打招呼，分别喊她一声“三姐”（那应该是她在娘家排行是老三时的称呼）、“大舅母”。据说他三嫂与他三哥结婚时，三嫂的父亲由于是距离只有一里左右的邻居，知道他母亲的为人，专门对她三嫂说过：“今后不能与婆婆吵架，只要有吵架，那就是你有严重过错，因为你的婆婆是不会与人吵架的。”
1958年运动的时候，每个成年人都是劳动者集体的一份子。当时农村人也不允许自己在家做饭，要所有人在一起吃大食堂。他母亲由于小脚不宜下地干粗重的农活，被分配到食堂做饭。没有坚定信仰联系而被强行捆绑到一起的人，是不能像被期待的那样同心同德的。共同做事的效果只能是惨不忍睹。据说当年马上粮食就减产，加上自然灾害，所有人都吃不饱肚子了。他母亲说，当时每天都有一些脸皮厚的人会等在锅台边，单等饭分发完后，能乘机分享一点刷锅水。他母亲还说，基本上每家都是把分到的饭拿回家，先盛一点干饭给最小的孩子吃，剩下的饭与水兑搅后，供其他家人分喝。据说当年发大水时，河水泛滥，常常会漂下一些饿死的人的尸体。
在他的记忆中，母亲曾经基本就是在家里忙进忙出，收拾主要用于种自己家食用的蔬菜的自留地，以及在家里做的其它家务事情。在家里忙活，直接挣钱的就比较少。比较大额的，是有时会养猪卖钱。
有一段时间，他母亲还会在家里养蚕，卖蚕茧。会去买来一张像牛皮纸一样的东西，上面粘有密密麻麻的、像笔尖点出的小黑点一样的蚕子。经过孵化，慢慢就长成小蚕。然后小蚕就在不断添加的桑叶的覆盖下，一边吃桑叶，一边在吃累了后就休息，长身体。他们家里的人那时会四处去采摘桑叶给蚕吃。那些蚕长大之后，吃起桑叶来，沙沙的声音，如同下雨的声音一样。等到蚕长成熟了，不再吃了，就会把蚕撒移到扎成一捆一捆的松散的草捆上。然后蚕就会在那里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慢慢地吐丝，把自己包裹起来，结成白花花的蚕茧。等到收获的时候，全家人就一起工作，把蚕茧采摘下来，收集好去卖钱。
在他的记忆里，母亲唯一出去挣钱的事，就是当年到村里（生产大队）的石片厂打小石子，即把无用的废石料敲打成铺在铁路路轨下的小石子。
据说后来他父母与三哥三嫂一起住在老家时，分家分灶吃饭以后，农村承包土地、包产到户（即土地分给农民，每年向国家交够一定的粮食后，剩余的自己留下），他母亲曾经自己一人在农忙季节，独自在水田里做过最后一点插秧（即种植水稻秧苗）的工作。当时被那位与他家关系密切的表哥看见，赶紧去帮忙把活干完了。
他父亲去世后，他母亲又与三哥和三嫂合灶吃饭了。母亲勤劳一辈子，会不停地做家务，包括种菜、养猪和其它各种家禽、家畜。后来他从境外回到北京工作生活，他母亲到他自己的小家与他们一起住了很多年。到他北京的家住时，也会不停地帮保姆做事，包括收拾菜、洗碗。八十多岁后，眼睛由于白内障看不清东西了，做事也做不干净了，大家都渐渐不让她做事了。他母亲便常常在见到别人，与人打完招呼后，就说自己：“没用了，什么也做不了了“。大家为了安慰她，有时就让她帮着做点事，尽管需要重做。她能做点事时，诸如帮着摘菜等，就会很高兴。
他母亲正式不常规地做家务，是从到他家与他们住一起时开始的。因为一方面他家里有保姆，另一方面又没有菜地或其它可做的农家活。老人仍会常常想回老家。在他北京家连续居住的最长时间大概是、六年，并在老人73岁和84岁那两年时分别打断了。因为老人说那是要死的年龄，所以坚持回到了老家。但是过了若干时间，仍活得好好的，就又来到北京与他们住一段时间。早期来一次能与他们住一、两年。后来每次住的时间越来越短了，最后一次九十四、岁时，与他们住了几个月后就坚决要回老家。他那时经常出差。即使在北京时，有时下班回家也很晚，老太太每天傍晚都是站在里门与玻璃外门之间，数着门口通过的汽车，看数到多少辆汽车时才是他的车回家。有一天老太太说身体不舒服，一定要马上回老家。他随即买了飞机票，陪送着上飞机后，老人还说太闷，让他赶紧打开飞机窗子透透风。他赶紧跟她聊了一些事情，转移了老人的注意力。
再往后尽管说过再来北京的话题，大家也就没有真正想带她到北京了。于是后来好多年里，他平时出差时都尽量顺便回老家一两次，以及在老太太生日时回去一次。再就是过年时，他大年二十九飞过去，大年三十在老家与老太太和家人吃个早年饭，再飞回北京吃另一个年夜饭。头一、两年，大年三十的飞机上很少有人，后来就越来越多了。再到后来，他提前两个月，也已经订不到他们老家附近机场大年三十飞北京的机票了。他只好买离他们老家远一些的机场的机票。他儿子要出国上大学之前的那个春节，他问儿子是否愿意一起去老家，像他一样一天吃两次年饭。他儿子居然说愿意。他妻子知道后也愿意一起去。于是他们一起去了。他们都心中暗想，那可能是他自己的小家庭，最后一次与老太太一起吃年饭了。
老太太庆祝过98周岁生日后，仍然生活基本能自理。吃喝、洗漱、穿衣、如厕都能自己做，而且头脑很清醒，大小事都不糊涂。只是性格有点像小孩了，身边离不开人，一直要有人陪着才能安心。有一阵子老太太一直想让他的兄姐们轮流陪着住在老家的房子里，后来大家都不愿陪她住在那个偏僻的地方，只好轮流在他几个身体状况好点并条件具备的哥哥、姐姐家住了。老人说想死在老屋里，大家就跟她说，真正等她要死时，会将她运会老屋，她也就不多抱怨了。
在他的脑海里，母亲就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村妇女。尽管平时他母亲自己也会收拾的干净利落，但他印象中没有过讲时髦的时候。不过他也吃惊过，他母亲心中也有对美好的有限向往。那发生在他和母亲去他三哥当兵的地方去探亲，路过上海的时候。当时是有一个他三哥的战友回家探亲后，顺路带他们去部队。那人去买票或是打听什么事情去了，让他与他母亲站在路边等着。他当时十一、二岁，穿着一双新买的所谓的“皮鞋”（很有可能是模仿皮鞋的样式做的塑料制品）。他们站着的地方旁边，正好有一个帮人擦皮鞋的小摊位。他母亲观察了一段时间，问人家擦一次要多少钱，然后咬咬牙，付钱让人帮他擦了“皮鞋”。那应该是他们家少有的享受别人伺候的奢侈行为。他至今也想象不出它真正的实用价值（应该是新穿的“皮鞋”；他们仍然在去程的半路上：如果是来路上穿脏了，那么在剩下的去程上也一定会仍然穿脏的）。他的唯一解释是，那是他母亲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下意识的表露。给他留下的一个意识是，他们也是可以享受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的，而且那种生活并不是遥不可及的。
也许很多人都有出去见世面的奢望。那次去他三哥部队探亲，本来他小姑也是犹犹豫豫着要一起去的。但是由于那时没有手机甚至电话，他们没有做准确的联系和安排。他们出发的那天，他小姑也自己从家里出发，赶到火车站，却没有碰上面。于是他小姑自己一人坐上火车，不知到了那里，转了转，又自己一人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