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里，约翰开始抓紧处理基金会的产业。他一天都不想在德国多待了，倒不是因为怕了纳粹。而是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在一点点地被这里环境所改变了。
刚到柏林那会儿，约翰只要看到餐馆的门口挂着“不招待犹太人”的牌子，就马上退缩，宁肯到别家去。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客户”邀请他去这类餐厅吃饭，他的态度也逐渐动摇了。虽然心里还是有些疙瘩，但约翰开始觉得因此拒绝这些邀请是愚蠢的。再到后来，他连想都不想，就自然而然地对这些馆子门口的牌子视而不见了。
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真是可怕。就像约翰明明知道斯多勒所作的勾当是令人作呕的，但他却越来越心安理得地从中分享着好处，甚至开始觉得对方是个不错的“朋友”。
当约翰意识到自己的这些变化时，着实被惊出了一身冷汗。约翰虽然是个资本家，追逐利益是他的天性，但他并不希望因为这点小利就泯灭了自己的良知。
约翰很清楚，纳粹目前颁布的关于犹太人的各项法律，其目的根本不是像他们宣扬的那样，是要限制这个少数民族，使他们在德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超过他们应得的部分。
这些排犹法案的本质，就是掠夺。现在还只是掠夺犹太人的财产，以后还会掠夺他们的生命。约翰现在只想早一点了结这些“objekte”业务，然后离它越远越好。
在约翰适当调整了报价后，这项工作进展的很顺利。只是在鉴定克诺普曼提供的那批艺术品时出了点小波折。
孔苏埃洛堂姐办事是很有效率的，在接到约翰的电话后，她很快就替他找来了三名专业鉴定师。一个瑞士的珠宝商人负责鉴定各种首饰、钟表，一个巴黎大学的美术史教授负责鉴定油画和雕塑，一个英国皇家纹章院的退休书记官负责鉴定那批古董兵器和勋章。
本来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问题出在那几幅德国当代艺术家的画作上。那个法国教授对这些受纳粹高层追捧的“当代艺术家”的画作嗤之以鼻，认为它们毫无艺术价值、只是些供商业广告使用的裸体画。这个法国教授的“傲慢”让德国人有些恼火。
约翰对油画的鉴赏力不怎么样，不过考虑到希特勒本人也不过是个三流画家，他欣赏的东西也应该好不到哪去。而且这些油画一旦被打上了“纳粹”的标签，以后估计也很难被收藏界所接受。
有一点，约翰是可以肯定，德国在这段时期里没有出过什么“艺术大师”。即使有，后世也不会予以承认，比如他在戈林宴会里遇到的莱妮·里芬斯塔尔。
这个美丽的、坚强的、才华横溢的女电影导演在纪录片上的成就无人能及。但在战后，她的艺术成就成为了一个禁忌，一直到下个世纪才逐渐被人们提起。
前世，在2003年，这个101岁的女导演去世后，她所拍摄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一度在网上热传，约翰也出于好奇下载过。
当时，约翰也被这位女导演震惊了。她在记录纳粹纽伦堡会议和柏林奥运会时用到的艺术手法，在几十年后仍然是那么震撼人心，让当时的约翰看得热血沸腾。
据说，后世某著名导演在筹备奥运开幕式时还在反复观看、学习《奥林匹亚》这部影片。连某卫视著名的亲子真人秀《爸爸去哪了》，开播季第一集的片头仍然在模仿里芬斯塔尔著名的“上帝的声音”桥段。
虽然死后，莱妮·里芬斯塔尔被评为了20世纪一百位最重要的艺术家（是其中唯一的女性），但在身前，她一直是被主流艺术界所排斥的。
二战结束后，她因为涉嫌美化纳粹而两次被捕，待了4年监狱中，还一度被关进精神病院，但最后都被无罪释放了。因为她既不是纳粹党员，也不是纳粹支持者，甚至“从未从事过应受惩处的支持纳粹统治的政治活动，也没有致力于建立与自己艺术事业无关的联系”。她的罪过只是把纳粹拍得“太美”了。
连莱妮·里芬斯塔尔这样的艺术大师以后都很难被承认，更何况这些约翰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纳粹画家。他果断地支持了那位法国教授的观点，拒绝接受这批画作。
除了处理基金会的业务，约翰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琢磨他给罗斯福的报告上。
他原本想“神棍”一把，对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领土问题的发展趋势进行一番“预测”的。但是后来，他改变可主意，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费太多的笔墨。他只是简单地提到了德国对捷克问题的强硬态度，认为纳粹不大可能在这一问题上让步。
即使让华盛顿知道了“慕尼黑阴谋”的来龙去脉又能怎样呢？他们要的不就是“和平”吗。至于捷克的利益，连他们的法国盟友都不在乎，白宫更不会在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