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在短短一两天之内，全厂大部分人就知道了陈德元蹊跷的死因。
由于有些干活时喜欢偷奸耍滑的工人平日里一直被陈德元所压制，这时就传出一些怪话来。另外，还有一些始终“不得志”的人出于往日对陈德元掌权的嫉妒，也趁机说了一些幸灾乐祸的话。结果这一下就引得整个南横街煤厂的领导班子心虚起来。
经过开会合议，除了新任生产主任赵丰年强烈反对以外，大多数人都支持由工会主席向军代表提出需要低调处理陈德元身后事的意见。
他们的理由是这件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如果太过徇私被抓住了把柄，工人现在说说闲话还是好的，就怕有人闹情绪上告。因此，他们认为不但得把陈德元的丧事俭办，而且还不能给其定为工伤。
对第一条，军代表勉强同意了，因为他明白其中的道儿道儿，在这个年代，谁也不愿招惹是非，大家都怕因上级彻查再惹出别的事端来。而他自己立身就不正，自然不会与大伙儿为难。
只是对于第二条，他却很是犹豫。因为不仅他当初已经信誓旦旦地答应过泉子妈，这也是他良心上根本过不去的一关。于是，此事也就悬而未决先放在一边了。
就这样，陈德元火化的日子被草草定在了五天之后的礼拜天，地点是八宝山人民公墓。
那一天，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悼词，甚至没租告别室。由于煤厂根本就没组织工人来吊唁。于是整个厂子，除了军代表、工会主席，和几个以赵丰年为首，与老陈家维持了几代人交往的定兴老乡以外，再没有其他的人来了。
但实际上，煤厂的领导们都错了。
没错，我国这个人情社会确实有其独特属性。大多数人只能做到人在情在，人走茶凉这一步，于是官场上也就有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一说。但毕竟也不是所有人都把人情当作薄纸的，整体社会中看重情谊的人仍然不少。
正因为陈德元为人正派实在，从不用手里的权利徇私和刁难人，平日遇到旁人有难处，他还常会伸把手，因此他的交际面很广，念他好儿的人不计其数。
于是当他意外身故的消息一经传播，在他入殓的当天，不仅玉爷、洪家人和观音院东西两院的老邻居们都来了，还自发的赶来了许多与之性情相投和不少曾受过他照应的人们。
像什么相识多年的澡堂子锅炉工、理发店里的剃头师傅、煤厂门口卤煮店里跑堂的、小酒馆里常与他一起侃大山的三轮车夫、通过街头下棋认识的木匠和打扑克结识的瓦匠。
还有什么当初丢了购煤本差点没上吊的公交车司机、曾受他作保免于挨斗的卫生学校教师、因调皮落水被他救起的孩子父母、大雨中迷路被他相送回家的老人子女。
乃至工作中与之多有往来的白纸坊派出所民警，和附近几家工厂、商店的经理、后勤科科长、车间主任，全都不顾路途遥远，专门来送陈德元这最后一程。
这么说吧，各行各业陆续而至的几乎已过百人。压根就用不着煤厂来操持，这场丧事自有人张罗。
光这些人自己扎的白纸花就数千朵，大家还一起凑钱租了灵堂。接着民警又帮忙布置了花圈，由教师和洪禄承来动笔书写了挽联。当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众多吊唁者情真意切，哭声震天……
好家伙！南横街煤厂这次算是丢了个大人。这场面折腾得越热火，煤厂的人就越羞愧。以至于面对众多质疑与不满的目光，军代表的脸臊得几乎要烧着了，他一个劲儿用手点着当初出这个主意的工会主席大骂，“糊涂！糊涂！”
不过事后，也是因为这件事，让军代表拥有了力排众议的勇气和理由，终于独断专行了一回。他不仅坚持给陈德元的抚恤条件定为了“工伤”，还亲自出面，主动给泉子妈联系了一份工作。
那是个街道办的小加工厂，朝鲜战争的时候给志愿军做被服军需品，在抗美援朝胜利之后，除了加工一些民用的被子床单、棉衣棉靴，还生产手套工服等等劳保用品。
工资倒是不高，只有二十几块。可不说这年头在城里安置人不容易，而且这也是不认得几个字的泉子妈唯一能干的工作了。至少，等到陈力泉长大之后，哪怕抚恤金断了，泉子妈也还能继续为自己挣份嚼裹。
应该说，办完这些事之后，军代表的确信守了当初的承诺，而他自己也心安了。但世事难料，有句俗话说“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许多事情一时虽能迷乱人的双眼，却往往会在多年之后真相大白。
陈德元的死亡就是这样。
多年之后，当一切经过和真相终于被搞清楚，这件事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上，成为煤厂人们热议关注的焦点之时，军代表也永远站在了自己良心的审判台上，并且从此就没再走下来过。
之后每逢他深夜睡不着觉时，闹心的原因总是他想起当年办的这件事，而往往他会自怨自艾地叹息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