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着魔似的喜欢放鞭炮，以至一段时间内关于鞭炮伤人的事件层出不穷。
各种游园活动也重新盛行起来，体育环城赛跑活动和一些传统游戏得到了恢复，如套圈、射击等再次出现。人们特别热衷于猜谜语，谜语灯会空前火爆。
电影院里也不一样了。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多年后重新露面的《阿诗玛》、《桃花扇》、《李双双》这样的国产电影，而且慢慢地，还可以看到来自国外和香港的故事片。
到了1979年，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开放和丰富。
1979年的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竟然出现在了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在此之前，跳交谊舞额是作为“封资修”被禁止的。
于是从这一刻起，跳舞热从的红墙内蔓延出来，民间舞会潜行了一年多，全国各大城市均出现在公园、广场、饭馆、街巷等公共场所男女青年自发聚集跳交际舞的现象，围观群众多时竟达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舞会上，有一对优美地画着华尔兹的圈的青年男女，他们脸上荡漾的幸福感觉被摄影师李晓斌适时捕捉进了镜头，成为了能够代表我国历史符号的一张经典照片。
当时，这个女的还叫盖小玲，后来改名为盖克，著名演员。
1979年的除夕夜，同样也是电视播映春节联欢晚会的开端。
有好多观众一直都认为1983年的春晚是第一届。但其实在1979年，就有了第一台春节联欢晚会。
当时叫做《迎新春文艺晚会》，是由春晚创始人之一的邓在军和《西游记》导演杨洁共同执导的。
只是由于当时全国的电视机拥有量才100多万台，而《人民日报》那个时候才第一次出现与电视机有关的漫画，所以影响不大。
后来领导觉得春节晚会适合做下去，1983年，邓在军才又再次执导了最知名的那次春晚。
1979年春节，国人还在电视上看到了第一条电视广告。沪海电视台春节期间播出了长约90秒的“参杞补酒”广告片。
香港《大公报》一名记者在当时的报道中这样评论，“广告的出现犹如一声长笛，标志着共和国经济的巨轮开始启航。”
总而言之，从方方面面来看，都渐渐具有人情味和生活色彩了！
正是因此，对普通百姓而言，这一年互相拜年时，说的除了“过年好”这样的传统话语。也多了好些家长里短的寒暄客套。而且民间语言渐趋轻松，话语时代性有着明显的体现。
比如上了点年纪的关心，“春节您家本儿上的‘五斤肉’买了没呢？”
“买了买了。今年真是比去年强多了，炖肉总算是能让孩子们多吃几口了。”
年轻人们在这年春节刚刚相互询问，“你有没有听邓丽君的新歌啊？”转过年来便又对刘文正拜得无以复加。
“哥们儿，听过《外婆的澎湖湾》吗？是个男的唱的，真不错……”
“冒儿了吧你！人家那叫刘文正。他的《兰花草》、《迟到》、《童年》、《橄榄树》也好听，不比邓丽君差。我刚串了他一盘磁带……”
“哎哟，那你可得借我串一盘，今后，女的我就听邓丽君，男的我就听刘文正!”
就是这样，哪怕从这些小事儿也能看出，人们都在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生活的喜悦，体味着“拨乱反正”之后的团圆以及亲友的互访所带来的春节的温馨。
具体到洪家呢，节前摘帽这件大喜事让他们从未有过的轻松，不但精神上扬眉吐气了，经济方面也宽裕了。那么这个春节必然过得是和睦美满。
这一年，光看洪家的春联就能体现出这一点来。
因为春联有三个作用，一是辟邪，二是家福报平安，三就是来年的祈祷。主人家想什么，其实全都能通过笔下的内容展现，让看的人心里明镜儿似的。跟本不用你开口，就可知家中大致境况。
洪禄承这回写的是“福惠三春景，吉祥两字金”，而且因为是羊年，横额自然就是“三阳开泰”了。
而且用的是隶书体，圆峰润滑，恰似柳叶荷萍，大有心神气定的感觉。
不用说，和去年洪家人仍然有点战战兢兢，把“平安”当成首要期盼已经完全不同。他们的心态已经有了非常积极的变化。万事顺畅，追求进步才是他们今年的愿望。
同时，这次洪衍武也长了记性，没再露怯，他把大门上的“福”字贴得端端正正的。
想他如此中规中矩，恭恭敬敬地贴上了他亲爹的一笔好字，洪家人这一年也满应该过得更加顺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