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有街道办可以找，但估计现在在职的人知情者也不多。
所以说，洪衍武就必须等彻底搞清了房子的现状，把里面情况都掰扯清楚了。再琢磨该迈哪条腿，该蹚哪条路，该找什么庙，该拜什么神。决不能没头苍蝇似的乱撞。
还是那句话，他想让人家腾房，先得弄清楚这房现在是谁负责？其次还得知道占房的人别的地方有没有房？那些占房单位的上级部门能不能给他们房？占房单位负责人如果下令腾了房对工作有没有影响？这种影响有多大，上级部门对此会是什么态度？等等等等。
就这样，洪衍武表面上先按兵不动，私下里就从十九家电影院里选了“精兵强将”，抽调出来帮他打听情况。
这帮小子都是社会上的人精子，猫有猫招，狗有狗道。
或请客吃饭，或递烟搭顾，或找熟人打听，或装外地人走错路溜进院去，甚至还有故技重施，不惜留门撬锁进那两家营业部翻人家经理办公室文件的……
总之，各展神通，很快就把各种情况摸了个底儿掉。最后一汇总，事儿就清楚了。
敢情，洪家的房无论是老宅还是两个老铺，还是在“大栅栏”的街道办事处的手里。
起先，街道拿洪家的宅院办养老院，本来资金就紧张。好不容易支撑到了“运动”中，结果社会一乱，好些老人也成了批斗对象，就彻底办不下去了。
后来呢，街道索性为解决一些困难户的工作问题，就把洪家的院子改办了街道工厂。主要业务是加工装订，承接印刷厂的活儿，裁些毛边儿书什么的。
再后来呢，工厂办得倒是挺红火，人越招越多，甚至有些关系户也都招进来了，大概一百来人。这样，有些下夜班的工人因为家里住房困难，见厂子里房子多，就弄了钢丝床在工厂借宿。
没想到，后来发现这里房子冬暖夏凉，根本没人管。这样就有人开始明目张胆往里搬锅碗瓢盆，就算固定占了房了。
最终是引来越来越多人效仿，导致后边的西式小楼连带后罩楼就都住满了。
作为街道办和工厂领导来说，都没想到会有这种结果。一开始对这事儿确实也是懒得管，觉着反正房子有，也没人收房租，就让他们住呗。
后来蔓延成势，也是真管不了了。
因为他们也惹不起工人啊。计划经济社会，谁都没权力扣工人工资，反倒还得指望工人卖力干活呢。何况那些老娘们真犯浑，那也敢揍你。有不是自己家的房子，这又何必呢？
至于那两个占洪家老铺的两个门市部，承租关系也很清楚，就是“街道办”把房子转租给他们的。按官价一平米月租一块三，已经租他们近十年了，这也算街道的一个稳定进项。
要是情况还真是不容乐观啊！国营的，集体的，公家的，私人的全掺和进来了！这他妈也太复杂了！
洪衍武确实不能不骂街。因为他可是知道，京城的私房政策是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宣布，八十年代初才开始落实的。到1990年为止，先后下达过不下三十多个有关政策文件。也没彻底把所有的事儿办利索。
为什么，就是因为以公占私房最难解决。
这道理是明摆着的。单位几十口子甚至几百口子人，没了房就等于没了窝儿，上哪儿找饭辙去？
就更别说，这房子还能成街道办下金蛋的鸡，是那些工人们不用交房钱白住的地方了。
所以，要让他们腾退原房，等于让他剥皮抽筋，谁也不会轻易撒手。
而从政府的的角度讲，更关心的问题，是不能让百十口子人挨饿。
尽管“政策”规定，有些私房本该归还个人。但可别忘了，这个年代还算不上法制社会政策的弹性很大，你要非那“公民的私有财产究竟受不受保护”来说事，哪儿都不会卖你的账。
要真是较真，胳膊还能拧得过大腿吗？政策里不是还有一条，“一时腾退不出的先给房主立据，两三年内退还。”
人家就用一个“拖”字，到时候还是走不了，再给你立新字句。这么反复折腾你好几年，最后出个低价要给你收购了，你还能怎么办？
恐怕大多数人都不愿再打“持久战”，耗不起这份神，所以，几轮拉锯战下来，便只有自动“缴械”，把私房让给了单位。
这里面可没有什么“觉悟”可言。“猫腻”的事儿才是免不了的。如果不屈心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