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京城发生的这些糟心事也得跟谁比。
要是实事求是的讲，京城的状况还算好的。
毕竟是直隶治下的首善之区，就在“伟人”眼皮子底下，折腾不出什么太大的圈儿去。
再闹腾，老百姓心里的怨气儿再大。
顶天儿的程度，也就是 5月19日，因第十三届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预赛小组赛中，国足对香港队失利，发生的那一场对外国人的社会骚乱了。
虽说这是一件绝对负面性，大丢国格的事件。
而且因突发性，事态一度失控，导致一位香港队员受了伤。
可首都民警出警速度，调配手段也是高效率的。
由于公安部门积极维持秩序，依法拘留了肇事者，而且道歉及时。
这场风波顺利平息，并没对公共财物和国际声誉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
更何况毕竟京城还是共和国的文化中心。
在精神享受上的多元性，怎么也要比其他地方更好一些。
比如说吧，春节后仅发行了一千套的洁本《梅》，就是只有京城人才能独享的特权。
虽说需要在文艺部门任职处级以上的资格，才能购得，可不是还能托人代买或是借阅嘛。
这比起1959年只供给部级以上，已经算是购买权的大大下放了。
像洪衍武就让杨卫帆代为购买了两套，一套赠予常家，一套自己看。
洪衍文也托何介夫买了一套。
若是其他城市，即使一把手想一睹为快也难啊。
因为还轮不到掌握这个信息呢，就早就卖没了。
还有4月10日，当代最有名的英国“威猛乐队”，作为第一支访华的西方流行乐队，演出唯一地点也是在京城。
由乔治．迈克尔和安德鲁．维治利这俩帅小伙儿构成的二人组，他们在华最知名的歌曲是《无心快语》和《最后圣诞》。
别看原本定为五元人民币的票价，黑市竟被炒到了二十五元一张。
可别的地儿的人，想花大价钱来看还没这个机会呢。
所以最走运的，怎么都得说洪衍武的亲朋好友们。
这小子可是票务上的祖宗啊，打一开始看见《京城晚报》刊登的广告。
就让“小百子”走过去倒票的关系，去找“天桥剧场”的熟人拿了票。
还没开始发售呢，就已经把最好的二十个座儿给预订了。
结果现场他们是组团前去啊，在最好的位置，享受了一场绝对国际水准的演出。
别说其他人几乎兴奋了一晚上，就连杨卫帆、成琳这俩专业歌唱演员都看得高兴极了，连称大有收获。
总而言之，这个年代的京城正因为其政治上的独特性，受到国际和全国眼光的普遍关注。
又有“伟人”这个果敢英明的掌舵人坐镇。
任何负面的事件都是最先施以手段来控制、来纠正、来改善的。
而反过来，积极意义的政策又是最先实行，让老百姓得以享受的。
毫无疑问，这是京城人最得享福的年代，这个城市稳居全国头份儿。
此时天安门散发的光芒，故宫琉璃瓦上的璀璨，哪怕沪海、花城和特区也要黯然失色。
绝不会有什么真正天怒人怨的灾难，和危害到百姓生计和社会秩序的事件发生。
可能又是由于“大将”他们参与其中，所引发的蝴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