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回头看，事情的起因，李雪莲应该是自作自受，因为这个失信的循环，起于她。
是她提出假离婚，试图欺骗法律和国家，把事情走到了死胡同里。个人与国家的相互失信，是一个循环。
在这个故事里，没有谁是完全干净的人，即便是最被同情的李雪莲也不是。一个无法区分好人坏人，让人说不清谁对谁错的故事，但这个故事里的每个人，都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每个观众的影子。
所以，它更有现实价值，整个社会阶层中流行的虚伪，相互的欺骗，可做而不可说的“失信”，就是这个荒诞故事的内里成因。
这也是刘震芸编故事的一贯手法，往往先从家庭开始，原本应该最亲的人，相互欺骗失信，用一个谎言弥补另一个，谎越来越大，最后搞成了灾难。
《手机》是这样，《一句顶一万句》是这样，《我不是潘金莲》格局更大一些，从家庭外延到社会体制，还是在说这个问题。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如果家庭总是出这样的问题，那社会的病也应该不轻，更勿论矛盾最集中的官场。原本应该依法治国的社会，最后只能靠意外来解决问题，一切都成了笑话。
更为有趣的是，电影中还特地做了一个突出比喻。法院的老庭长夫妻二人携手走过了50年金婚，下属摆酒祝贺，问秘诀是什么？
老庭长答曰：“忍！”
老伴拍桌子怒曰：“不对，是一忍再忍。”
法律工作者都要靠着“忍”这个含糊的字眼，而不是靠“理解”，“讲理”这些更明确的字眼来解释50年的携手，宋铮觉得这就很有意思，也很符合中国人的现实状况。
如果李雪莲开始的时候忍一下，是不是就没后来这些事了呢？
谁t能知道！
俩人定下来要拍的事，接下来就是怎么拍的问题了。
怎么拍？
宋铮首先想到的就是原版《我不是潘金莲》那独特的构图了。
前世，“圆形构图”可谓是《我不是潘金莲》在画面上的一个全新的尝试，据说这还是冯晓刚和摄影指导罗潘在一次争议后的产物。
整部电影当中，发生于小镇的故事，全部采用了圆形构图，离开小镇到外地，则采用了正方形构图，最后的结尾，告状的问题解决，所有人回到正常生活，画面恢复到正常的全画幅。
在电影上映之后，面对众多的疑问，冯晓刚给出的解释是，构图的变化是为了体现中国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说法，圆和方在故事中形成了最直接的画面暗示。
而在宋铮看来，这种画幅的变迁，还体现了李雪莲生活的逐步开阔，从开始陷在告状的问题中，到最后恢复正常，视觉上的束缚慢慢打开。
因为“方圆构图”的尝试，整个故事在画面上体现出强烈风格的同时，也对表达有了很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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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构图时，摄影机多采用平静的旁观视角，以静止镜头和简单平移为主，多采用中远景，没有强烈的推拉变动，缺少近景特写，仿佛一部无法变化视角的舞台剧，情绪上很收敛。
再配上简单的字幕，低对比度的昏黄色调，以及冯晓刚安静悠然的旁白，完成了一副“尘世风情画”。
到了接下来的方形构图，远景更多，强调对称和端正，体现体制的秩序森严，同时反衬李雪莲个人在体制的渺小无力。
不过，方圆构图的画面有新鲜感，也好看，可同样因为画面的限制，以及故事中人物的庞杂，对演员的表演形成很大束缚，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缺少近景特写，使得表演中动作表演居多，细微表情的戏份少，因此演员的体态、步伐、姿势是每个人物用以表达情绪的主要手段。
不能不提的就是范兵兵的李雪莲，这部戏大概可以说是她从影以来奉献过的最为精彩的演出了。
起初告状，生活中是急匆匆的脚步，腰略弯，头向前伸，一副着急倾诉的姿态。直到从燕京归来，告倒了一批官员，她在对话中就挺直了腰杆，不卑不亢，而在感觉被赵大头欺骗，胜利无望之后，她又回到了浑身无力，步履拖沓的状态。
作为整个故事中唯一的女性角色，也是推动整个故事前行的动力，整部戏所有的戏剧冲突都在围绕着李雪莲一个人进行。
刘震芸在设计这个角色的时候，也花费了不少心血，宋铮就觉得李雪莲这个人很有意思，她活在一个不为人理解，觉得她“无事生非”的孤独环境中，没有一个活人能和她坦诚沟通，有什么心里话，只能和牛栏里的牛对话。
想要将这种状态完美的呈现出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缺少足够鲜明的外在特征，沉默、回避、言不由衷，是这个角色的常态。
而在电影中，范兵兵低头，缩肩，咬牙，瘫坐，不同场景表现各异，人物的压抑和倔强表达到位。直到得知前夫死讯，告状无望，坐地嚎啕，完成情绪的爆发。
可以说，范兵兵能够在西班牙的电影节上拿到一个最佳女主角奖项，一部分是因为人物设定优势，另一部分也是她的确达到了人物的灵魂层面，塑造了一个无知而倔强的农妇。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范兵兵太漂亮了，出色的外在条件显然不是化妆能够完全掩盖住的，这导致她这个农妇的说服力不足，直到后半截妆容苍老才好了一些。
想到范兵兵，宋铮又忍不住去想这个女人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就因为听了他说的一个故事，范兵兵就兴冲冲跑去体验生活了，现在人跟哪，宋铮都不知道。
不过，这也算是好事，至少范兵兵现在已经开始真正的去正视自己演员这份职业了，以前的她不管做什么都像个投机的赌徒，现在就好多了，最起码开始尊重自己的职业。
拍完《万箭穿心》，再拍了这部《我不是潘金莲》之后，想来她就可以彻底摆脱花瓶这个称呼，真正跻身国内一线演员，而不是一线明星的行列了。
除了范兵兵这个唯一的女性角色之外，在原版电影众多的男性角色中，大鹏和于河伟的戏份最多，大鹏比较抢眼，因为他前倨后恭的对比过于明显，配合他越来越高的发际线，一个法官的无辜遭殃非常直白。
于河伟扮演的县长，将这个角色诠释的也非常到位，兵头将尾，千条线落一人的职位，每天被下面的麻烦，和上级的压力逼得近乎走投无路，对下属拍桌子骂街，对上级永远自我批评，于河伟圆满体现了那种夹板气的痛苦，每次他扶着额头哀叹，尚未开口，就能引起台下的哄笑。
相对来说，范厨师的果农，张毅的贾聪明，张嘉易的市长，还有黄建鑫的省长，以及高铭的首长，都有鲜明的人物特征，状态也很好，可惜戏份少，过于单薄，完成应有的功能就消失了，没有于和伟扮演的县长那种丰满细致的人物形象。
即便戏份不一，在这场一个女人和一群男人，一个平民与一群官员的对手戏中，所有出演者都贡献了最好的表演。
把这一出生活的荒诞悲喜，真实还原到所有人眼前。前世电影上映之后，宋铮前后看过十几遍，每次看的时候，仍能够和第一次一样，时而哄笑，时而叹息，因为他所了解的真实生活，就是如此，而且每天都在眼前上演。
像这样一部真实到了每一分每一秒都直击内心的好电影，宋铮有什么理由不心动呢？
“晓刚哥！跟着老刘说一声，剧本尽快出来，另外，这戏里那个县长的角色给我留出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