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关后满清的屠杀_天下督师

三、满清屠杀概况——杜车别

因为反抗满清的主体其实就是老百姓，所以满清主奴挂在嘴边的所谓杀“贼”，其实就是杀民。要把“贼”杀光，在许多地方，就等同于把民杀光。为此，许多奴才在奏疏里也不得不频频哀叹“诛不胜诛”，“杀不胜杀”。

如顺治四年十一月的《南赣总兵柯永盛题本》中说“宁都之寇皆系渠魁温应采之标翼，即深山穷谷咸依草附木，无不思逞，然而诛者不胜其诛”[1]

也就是深山穷谷的百姓都争相反清，导致其哀叹“诛者不胜其诛”。更甚至有的官员直接承认杀“贼”就是杀民，把“贼”杀光就等于把民杀光，哀叹说“尽诛则无民，不诛则无法”。

此见顺治三年五月二十四ri的《安徽巡抚刘应宾残揭帖》：“此剿彼逸，ri滋蔓延。总督内院臣洪咨职严督镇道，不分疆界，会兵合剿，职于三月十六ri低宛，ri与按臣毛九华文移相商，征发调度。因念贼原惑于□藩伪札，诱挟相从，不识王化，尽诛则无民，不诛则无法。方今二麦将登，秧禾待时，不加抚恤，则民散亡，而地土荒芜，国赋何赖？”[2]

满清主奴之所以没有把安徽等地区的老百姓全部杀光，不是因为慈悲，而是因为这些满清统治者这些吸血虫，还要靠老百姓来养活他们。真的全部彻底杀光了，就如伪安徽巡抚刘应宾所说“尽诛则无民”，“地土荒芜，国赋何赖”。

也正因为抗清主体就是老百姓本身，造成清初人口损失的元凶只能是满清伪政权，任何试图把清初人口损失的责任转嫁栽赃到其他人头上的做法，只能是无视历史事实，寡廉鲜耻，卑劣至极的做法！

而曹树基就是这类基本学术道德都不具备，伪造篡改历史事实，极尽寡廉鲜耻之能事的代表。在他的笔下，似乎清初的老百姓是中立的，清军和反清军队则是交战的两方，老百姓对谁来统治他们根本无所谓。清初就算有人口损失，也是清军和反清军队各有责任，彼此彼此的结果。

这种无耻之徒根本就无视在清初二十年的时间，构成反清力量主体的恰恰就是老百姓自己，那些满清统治区下的反清义民就不必说了，就是云南、四川等地，也都是老百姓的支持之下，才有反清力量一次次重振旗鼓。

1、满清头目自供的凶恶残暴

满清伪政权其头目的凶残，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相当少见的。这不是别人给他们泼脏水，而是有他们自供的言辞作证。

在顺治二年三月的《陕西总督孟乔芳启》中有这么一段朱批“朱批，谕李如知道……，尔今擅立官长，逐杀本府官吏，明系不顺，尔若不顺，可明白说来，予便荐兵剿杀，断然寸草不留”[3]

满清统治者的狰狞嘴脸在这段话中可谓毕露无遗，也即在满清伪政权的头目看来，只要有谁不顺从他们，他们采取的政策就是“荐兵剿杀，断然寸草不留”。

不要以为这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的虚言恫吓，满清头目确实尽最大可能贯彻了这一方针。后来四川被杀得人口荡然无存，就是满清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大肆屠杀的结果。

满清官方的屠杀政策，也可以从顺治二年八月初四ri的《江西提督金声桓呈总督佟文》中窥见一斑：

“顺治二年闰六月十八ri，王爷差有安抚江西正副使李祥、白其谦、赵世臣等至省赍有王爷令谕：奉圣旨，南京、浙江、江西、福建、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知道，清朝旧规，官员人等俱已剃头，今新降者一半剃、一半不剃，其非大同之义，自今后不论新旧，一概剃头，以遵国制。如有抗命不遵，即系二心，岂是本朝人民？此等顽钝，许地方捉拿前来，以军法重处，不论一省一城，□（凡）不剃头者，即开列册藉，明白详报，发兵进剿，以成一统之业，以光盛治，钦此钦遵。”

“令旨谕提督总兵官金声桓知道，靖远大将军英王把尔当一能臣托付，安定江西一省，尔将江西所□（属）地方，归顺城池若干，未顺城池若干，一一查明，其归顺百姓有剃过头的，并违抗不剃的，一总差人火速飞报前来，如有一二人不剃者，□□以军法处置，特谕，敬此敬遵”

“副将王体中，于七月二十一ri领兵回省，当即传知圣旨令谕，体中必不肯剃头，及声桓面谕再三，屡换ri期，支吾抗拒，窃思王体中素从闯逆，大罪弥天……，今乃违背圣旨令谕，故不剃头，一大罪也”[4]

这份文件里提到的，凡是不剃头的“许地方捉拿前来，以军法重处，不论一省一城，□（凡）不剃头者，即开列册藉，明白详报，发兵进剿”

所谓军法重处不过是一律屠杀砍头之意而已，所谓无论一省一城，不剃头的就要发兵进剿，这所谓进剿其实就是屠城乃至屠省之意，也即把一个城市，乃至一个省不剃头者全部杀光之义，其凶残暴虐之程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满清主奴也正是在这种屠杀政策的指导下，在各地展开疯狂的屠杀行动。如顺治五年二月的《两广总督佟养甲揭帖》中说“（攻打高明县时）各营官兵云梯齐上，凡系蓄发者，尽行诛戮”[5]

满清的奴才也常常以“概行杀戮”，甚至屠杀得“不遗噍类”来向主子邀功请赏。

比如顺治七年十二月《宣大总督佟养量揭帖》里在叙述清军围攻剿杀五台山一带地区的抗清义民的时候说“职于顺治七年九月十一ri，提兵亲诣代州，会同山西抚臣刘弘遇面商机宜……于四山各要路分兵进剿如打围之势，……其不投诚者，概行杀戮。”[6]

顺治五年四月五ri的《浙江福建总督张存仁揭帖》中叙述满清兽兵对汀州连城县进行灭绝xing大屠杀的时候说：

“用云梯向东北两面齐上，贼莫能支，砍杀无数，贼急下城，杀至天明，逃奔无路，躲藏民房，举火烧死甚众，在城叛贼概行诛戮”[7]

顺治二年闰六月的《雁门关提督马国柱揭帖》是一份档案残件，其中叙及清兵对地方上的屠杀时说“然职亦何尝yu其尽杀，惟因该道所报妖贼据住许林有二千人，（中间是各处抗清义民分布情况）……，又报杀死毒死，不曾走脱一人，各等因，职与督臣（下缺）”[8]

可惜这份伪提督的揭帖只剩下残稿了，否则对清军在山西各地屠杀兽行，当暴露得更为充分，从残存部分来看，“然职亦何尝yu其尽杀，惟因该道……”，其大意不外乎是，本来何尝想尽杀，但因为该道报告的情况云云，最后应该是对相关地区的平民尽数屠杀，满清之残暴总之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

顺治四年十一月《湖北巡按曹页卜揭帖》中叙述对湖北地方的大屠杀时候说“今我皇上、皇叔父摄政王，神威一震，群逆丧胆，闻风鼠窜，虽其潜迹西山，大兵甫临，不遗噍类。”[9]

一句“大兵甫临，不遗噍类”，真是满清奴才对满清凶残程度的绝好自供。他所谓的群逆，所谓的潜迹西山，其实不过都是心怀故明，不肯剃头的百姓而已，不过是想藏匿在山中，以逃脱满清的凶暴而已，并没有力量对满清政权进行颠覆，但满清之凶残则是即便你逃到深山，也要把你尽数搜刮出来进行屠杀。

如果有官方对地方的屠杀镇压不力，马上就会受到伪满政权头目的严厉呵斥。

比如我们前面引用过的顺治元年七月《吏科都给事中孙承泽启本》里说；“孙承泽谨启为畿辅盗贼尚繁，伏乞严敕抚镇道将各官，实图料理。……今贼势已大，谅非州县所能办，须专责之抚臣，督同镇道，极力搜捕，使贼力窘势迫，各缚渠魁。……如霸州（今河北省霸州市）道刘芳久，慈心爱民，实肠莅事，西南半壁恃为长城，宜加衔久任，以收成效”

从这份奏疏内容来看，分明是孙承泽这个汉jiān奴才，为清廷献媚，献计献策剿杀抗清义民，觍颜无耻之尤。孙承泽提到的这个刘芳久，大概也是一个汉jiān，只不过不似满清兽兵那般残暴，所以被其推许为“慈心爱民”。结果这原本想献媚的奏疏，热脸贴到冷屁股上，被其满清主子严厉呵斥：

“（朱批）据启刘芳久为西南半壁长城，理宜加衔，不思自义兵（指满清兽兵）至京以来，覇州一带，土寇(指抗清义民)纷纷，未见断绝。今三十ri早间，又闻彼处土贼甚众，正在发兵征剿。孙承泽此本似属徇私。朝廷设立都察院科道等官，原为公论直言。如此任意徇情，何异明朝弊政？倘再徇陋习，重罪不饶，该部知道”[10]

也即伪满头目认为这个刘芳久残暴程度达不到他们的要求，对地方百姓的镇压还不够凶狠，导致抗清义民纷纷不断，jing告孙承泽，如果再这样包庇刘芳久，就要重罪不饶。

满清不仅是对不剃头的人一概屠杀，有时候甚至对已经剃头表示屈服了，但对剃头政策略有微词的人，也要进行屠杀，其凶暴之骇人听闻实非正常人类能理解。

在《明清史料丙编》收录的《内院大学士宁完我题本》就有这方面的材料“臣思陈名夏虑蒙皇上赦宥擢用，眷顾优隆，即宜改心易行，实实为我清朝为是。孰意xing生jiān回，习成狡诈，痛恨我国削发，鄙陋我国衣冠，蛊惑明绅，号召南党，布假局以行私，藏祸心而倡乱。”[11]

事情起因不过是陈名夏对剃头政策战战兢兢的表示了一点疑虑，认为导致反抗更多，原意是为其满清主子着想的。孰料其满清主子雷霆大怒，陈名夏最后的结局就是被处死，家人发配为奴。

关于满清的疯狂屠杀，一些奴才汉jiān也在奏疏里披露过一点真相，战战兢兢地表示出一点不满和担忧。

如《御史吴达奏稿》中说“当事者曰：叵测逆命，宜杀勿赦……。臣恐江广（指江西、湖广）等处，自此无噍类矣。倡首乱事不过一二人，余皆迫于不得已，城池破时，尽为诛戮，皇上则曰：‘诛乱人’，岂知至苦极难之民情哉？”[12]

《江西道试御史蔡应桂题本》中说“歼之未尽歼，大兵撤而再发，贼众熄而复起，州县屡报失守，……，诛不胜诛，是又以从贼而死者也乎。苟真心从贼，何所遁其天诛，但其从贼亦死，不从贼亦死，觉小民全无一线生路，为可悯耳。虽然，此犹可曰：胁从之徒也。至于攻克所至，未免玉石俱焚之叹。此良民与贼众分途之际，关系天心民命尤切，该除暴以安良，非以屠良。”[13]

蔡应桂这个汉jiān奴才哀叹“从贼亦死，不从贼亦死，觉小民全无一线生路”，并非真的有多慈悲。在这个奴才看来，对那些不肯剃头的反清义民，加以屠杀，那是应该的，所以他说“苟真心从贼，何所遁其天诛”。

他为了向主子表效忠之心，想要把不从贼亦死的责任推到所谓的“贼”（其实就是反清义民）上，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自打耳光的承认，真正导致“从贼亦死，不从贼亦死，觉小民全无一线生路”，正是满清自己的疯狂屠杀导致的结果，“攻克所至，未免玉石俱焚之叹”。也就是那些愿意屈服在满清屠刀yin威之下的所谓“良民”（这个词，大家应该很熟悉吧），只要是生活在满清攻克的地区范围之内，也往往被满清兽军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概屠杀了事。他要求“非以屠良”，而满清实际上正是连他口中的“良民”也屠杀了，这才让这条奴才走狗冒着得罪主子的危险，发出如此的哀叹。

把他的言论同《御史吴达奏稿》中说的“城池破时，尽为诛戮，皇上则曰：‘诛乱人’”，结合起来看，就可以知道清初造g rén口巨大损失的屠杀元凶究竟是谁了！

2、用刀屠杀之外经济剥削造成的人口灾难

满清一方面用刀进行疯狂屠杀，另一方面对那些从他们屠刀下幸存下来的人，也极尽敲骨吸髓之能事，这又是另一种形式的屠杀。

我们还是先来看满清奴才的一些自供。

顺治二年闰六月的《原委户科给事中史应聘揭贴》中说“本年正月，豫王破关，逆贼遁走，职首先投诚，赴军谒见，当蒙札委，以原衔带管潼关道监军，时大兵驻关，军需不赀，而州县百姓存者无几。职飞檄督催，计完粮饷数十余万，刍草数百万……”[14]

这个汉jiān所谓的“州县百姓存者无几”，当然只能是满清破陕西潼关时屠杀导致的结果，否则这个汉jiān肯定要说是闯贼所为了。而以存者无几的百姓，要负担满清兽军如此庞大的军饷粮草之需，则这些百姓即便躲过了满清的屠刀，也大半要死于拷打逼勒和饥荒之下了。

关于陕西地方残破，姜瓖在没有反抗满清的时候，也有一份奏疏，更可以作为参考，顺治二年五月的《征西前将军姜瓖揭帖》中说“延绥一镇，土地极辽阔，延袤几二千里，俱系高山深涧，流贼土寇出没之乡，素称疲废难治，迩遭闯逆蹂躏，王师征伐，凋残破坏更不可言”[15]

姜瓖这里所谓的王师征伐，就是指伪满豫王追击李自成至陕西境内的事情。我们前面说过李自成并不滥杀无辜，陕西是其家乡，更注意保护。姜瓖这个时候还屈服于满清yin威之下，尚且要把所谓“王师征伐”作为“凋残破坏更不可言”的原因之一列举出来，可见造成“凋残破坏更不可言”最大元凶仍旧是清军。

这凋残破坏，一方面是清军的屠杀，另一方当然也是为供给其兽yu的横征暴敛。

再看顺治二年九月《山东巡抚丁文盛题本》写的山东济宁的情况：“济宁南北要冲，水陆必由之地，大兵一到，米豆动以千计，草束动以万计，其它使差经行，无ri无之。更有留下寄养妇女、马骡、病人、病畜，难以枚举……此后或剿抚。或换班往来，无有休息，供亿浩繁”[16]

此处所谓的寄养妇女，自然是满清兽兵在各地抢掠来**之用的妇女。满清奴才尚且哀叹“无有休息，供亿浩繁”，则当地百姓之水深火热，死亡流离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顺治二年十二月的《江南总督内院大学士洪承畴题本》中说“江南新近归附各府，俱驻有提督总兵官兵，ri支本折钱粮，所费甚多，江宁又有满汉大兵，所用折sè银两与粮料草束，无不催派于各府，臣等昼夜催办，心力竭尽，势不能再有余饷可以分应楚中，再四踌躇，无可为计”[17]

当时因为满清在湖广要镇压反清义军，所需军饷甚大，所以要求对江南更进一步搜刮压榨，洪承畴这个汉jiān一向以心狠手辣而闻名，连他都承认当时之江南已经被压榨至于没有多余的油水，已经是为了供应满汉大兵，“昼夜催办，心力竭尽，势不能再有余饷可以分应楚中”。则当时江南各地被剥削到何等残酷的程度，也可以想见了。

顺治三年一月初十ri的《江宁巡按毛九华揭帖》则把满清屠杀破坏掠夺，敲骨吸髓的程度暴露更充分

“十室九空，库藏如洗，军需急如星火，料理维艰，民让已屋以居兵，则东北二城尽徙租他所矣，舍己田以牧马，则环城六十里内稻田俱尽矣，兼之假兵为祟，所在见告，驿无马，水无船，此上江二县之情形也。”

“江浦、**孤城，孤悬江北，自遭兵火之后，流移未复，兵马往来，供应已绝，ri无宁晷”[18]

南京的百姓房子都被清兵掠夺，周围的田地也都被当成清兵养马的牧场，再加上清军的屠杀，则人口破坏之大不问可知。

再看顺治三年三月的《浙江道监察御史吴达残题本》：

“取民之产，令八口无家，道馑相望，其如倒悬者待捄（救）之情何？”

“一方sāo动，到处惊惶，讹言繁兴，舆志摇惑，将有东瞻西顾，绿畴野，相视而不肯施农作之功者”

“壮龄强干，既资生之无路，有迫而盗耳，缘此肆行劫掠，村墟多jing，乡井不宁，臣恐即在未经分地之区，当无复太平之鸡犬也。”

“试观去年六月以前，所在倾心归顺者何其易，自六月而后，面目一改，人心非故，更加分其恒产，驱之流离。”[19]

这份档案是残件，所以上面部分残缺，完整意思不能确切了解。但看其大意应当是针对满清政权穷凶极恶掠夺浙江民间财产田地，导致浙江百姓穷困毙命无数而发。因为满清之残暴掠夺，导致农民都不想种田。连吴达这条满清走狗都惊恐大呼“恐即在未经分地之区，当无复太平之鸡犬也”，可见满清掠夺残暴程度。

顺治四年四月三十ri，还是吴达这条走狗的发言，《山东巡抚吴达题本》中说：

“东省民命于今ri，非独臣按部者目击其伤，九重之上，亦心悲其可怜。……既征其熟，复迫其荒，户绝者，难之鬼输，幸存者窃悲其邻壑……。微臣巡历所至，如高、濮等州，范、汶、茌等县，极目荒芜，此固昔ri户部履亩躬查之区，臣不敢渎陈。即其他素号繁邑，际此贼氛，人民流离播迁，户口之存亡，家室之聚散，又一变矣。……全征之檄ri迫，追呼且ri甚一ri，捶楚之下，何求不得。……臣将坐视其毙不为请命于君父乎？抑留此二三孑遗为朝廷储不涸之仓也。”[20]

这份文件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材料，一方面暴露了满清屠杀之下山东的惨状，许多人家户口断绝，“户绝者，难之鬼输”。许多地方因为人被满清屠杀光了，所以“极目荒芜”。

而在那些侥幸在屠刀下幸存二三孑遗，还要被满清竭力剥削压榨，难以应付者就要遭受毒刑拷打：“全征之檄ri迫，追呼且ri甚一ri，捶楚之下，何求不得。”

吴达这条走狗为了其伪满主子着想，不得不上谏说，再这样下去，山东省的人都要全部死绝了，还不如留下这二三孑遗来长久剥削。这当然不是这个汉jiān的慈悲，实在是他的满清主子的凶残已经到了丧失理xing的地步了。

再看顺治六年正月的《河南道御史王应元题本》：“如荒地以踏勘为凭，亡丁以审编为据，乃勘审动逾数月，驳查又复经年，眼前追比，既以尚未奉文为辞，来岁抵扣又借别项催檄虚应，……即如臣乡猗氏（今山西运城市临猗县），丁差之重甲于天下，万历年犹上丁不过一两，中丁不过七钱，下丁不过三钱，自经荒寇之后，户口凋耗，十去其六，只以支数难减，因仍苟且，致以亡丁之差，加之孑遗之民，稍可存活者，丁至数两，即贫无立锥者，亦每丁一两矣，ri复一ri。”[21]

这个汉jiān供认的情况是，荒地也好，亡丁也好，这些都是要伪满政权经过层层勘察审核之后才能认可批准的，等到批复许可下来，已经一两年过去。而在这之前那些已经荒芜的田地，已经死亡的人丁仍旧要征税，其赋税负担都转嫁到存留的耕地和人口身上。而到批复许可之后，是否赋税负担会减轻呢？不会！因为那时候满清主奴就会拿出其他名目的催缴征檄来应对。

王应元这个汉jiān还拿自己的家乡作例子，他的家乡猗氏算是明朝时期劳役丁税负担最重的地区（明代南方耕地亩产量高，粮食赋税相对高，作为劳役折合的丁税相对低，而明代北方应该是相反，粮食赋税很低，但劳役折算的丁税相对高一点），有钱的上丁，也不过每年一两（明代户籍废弛，实际人口包括实际壮丁数量远远多于官方册藉数字，所谓的一丁其实是分摊到许多实在丁的头上去了，这点传教士也有记录）。而到了满清时期，光名义上的“贫无立锥者，亦每丁一两矣”，就是万历名义上下丁负担丁税的三倍（其实远不止，因为明代的下丁，也远不是贫无立锥，从许多记载来看，生活消费水平不低），把明代隐瞒人口考虑进去，那清初的丁税负担实际上就是明代的十五倍要多，甚至可能接近二十倍。

再看顺治十八年的《江西巡抚张嘉题本》：“以田荒民亡之户口，岁增六十三万兵饷，俱属搜刮款项，兼以天灾数年之水旱，闾阎杼柚其空，人不乐业，土不生毛。自六年开城以来，月复月，年复年，有司竭尽催科之心力，犹无补于各镇营呼□（庚）癸（指军粮）之急需矣。藩司补苴无术，势不得移彼易此，内供钱粮，起解不前，职此之由。”[22]

这个伪江西巡抚汉jiān张嘉承认，当时的江西已经是田荒民亡，而就这样的情况，每年除了供应伪满政权zhong yāng的赋税负担，还要供应在江西的伪满军队所需，这实际上必然又是对江西剩余人口极尽剥削掠夺之能事的大屠杀。他所谓的“俱属搜刮款项”，其意思已经是承认这些钱不可能是从正常的田亩赋税或丁税里来了，只能是直接抢劫民财掠夺而来。

关于满清经济剥削的残酷程度，还可以参见《明末清初乡绅经济生活的变迁——苏州府太仓州王时敏的事例研究》一文，这里摘录一些内容[23]。

“据《奉谱》（指《奉常公年谱》，běi jing图书馆编《běi jing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记述，太仓的芦课始征收于顺治四年（1647），其后愈演愈烈。”

“顺治七年，太仓州的乡绅们联名请苏州府理刑推官鲁期昌惩治太仓芦蠹，其公书中写道：“……至于孱弱穷黎，供其鱼肉，往往荡家殒命者，又不必言矣。”

“作于此时的《分田完赋志》中，王时敏这样描述此时纳税苦的状况：“迩年赋敛促数，加派烦苛，款项多端，纷淆孰辨。……自维风烛残息，ri夕忧煎，犹涸辙之鱼，寒号之鸟，顾生不能，求死不得，其苦殆难以言喻也。”

“《奉谱》顺治十八年条记述道：‘是年吴中有奏销之祸，……奉提解之旨，宪牌络绎，惊惶莫措，大费经营。子扶因金汉广户亦以零欠赔累。此后复有请兵围城之举。吴民汤火未有甚于此者。”

“《巢谱》（指《王巢松年谱》，上海图书馆藏《吴中文献小丛书》之四，）顺治十八条有如下简单之述：‘奏销一案，绅衿一网打尽，从来所未见也。后复有请兵圈城之事。’”

“作于康熙五年（1666）的《西庐家书》丙午一对催征的画面有如下描述：‘当事者因空四﹑五万，yu将州民xing命填补。三月中比较，造九斤大板，打至十五，未有不死者，三ri内连毙数人。’‘凡被杖责者，血肉狼籍，接踵到门。我偶送客遇见，必被群拥呼号。’”

“在作于康熙三年（1664）的《友恭训》中，王时敏说：‘且至今ri世风浇恶极矣，吾家贫罄极矣，百事艰难，朝不及夕’”

“康熙九年所作的家训中，他还说：‘方今田赋，功令最急，苟有逋悬，祸亦最重。此天下皆然，而江南为甚。’”

“在王时敏家为了完赋疲于奔命时，太仓其他人家的境况也不会好。当时的王撰在诗中叹道：‘十室九悬磬，咨嗟众所同。’”

“而陆世仪则如是说：‘至于正供阙而上司行催，不过督责官吏，官吏不过督责里甲，里甲不过逼人户卖男卖女卖房卖坟，而田地则决无从卖，田地无从卖，则钱粮必不能完，而或逃或死，田地抛荒。田荒则里甲摊赔，里甲亦穷而逃窜。盖苏州田地，三百年来，从无荒逃者，至今ri而荒逃且过半矣。’”

另外我们不妨把清初上海叶梦珠的《阅世编》里关于明清赋税对比的一大段话翻译成白话文，放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之所以要翻成白话文，是因为他的原文就很长，再加之是文言文，大部分人恐怕没有耐心看。为了更充分揭露满清罪恶，所以还是有必要翻译一下。

“我家乡的赋税，是天下最重的。苏州一府缴纳的赋税，要比浙江全省的赋税都多；松江府的地方，只有苏州府的十分之三，而赋额却是苏州的一半，也就是江南的赋税，没有比苏州和松江更重的，而松江尤其是重中之重。

“我曾经和故老谈论过明朝隆庆、万历年间的事情，都说物产丰富，人民生活幸福，当官的不会因为征收不到足够赋税而被惩罚，老百姓也没有被催逼缴税的侵扰。(原文是‘予尝与故老谈隆、万间事，皆云物阜民熙，居官无逋赋之罚，百姓无催科之扰’)。而现在（引者注：指叶梦珠生活的清朝）的税粮，虽然比明朝时候要加重，但也有限。关键是官员都竭力催逼征收，稍有拖欠，各种惩罚接踵而至，民脂民膏全部被勒索一空，拖欠的赋税都被记在帐上，累积的越来越多。

“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当年（明代）对官员征税的考察非常宽松，所以郡县催促百姓缴税也很和缓，时间长了就更加好商量，拖欠的税粮全都蠲免，虽然有重税之名，但没有重税之实。（原文‘积久ri弛，率从蠲赦，所谓有重粮之名，无重粮之实是也’）

“就算是崇祯的时候，因为频频打仗，军饷缺乏，户部屡屡告急，朝廷特地派遣官员，清查各地拖欠的赋税，执法算是变严了。正粮之外，还有练饷，有加派，赋税的征收也算得上繁重了。然而本年的税银，一定要等到来年二月份开征，如果在本年秋冬就征收，就称为预征银，因为朝廷向老百姓征税，是在粮食都收获之后，先征收本sè粮食以供漕运，然后再征收折sè的银子以供给军饷，留白银到第二年天再开始征收，也是用一缓二的意思。

“所以一直到明朝灭亡，官员只要能完成百分之八十的税收任务就算合格，而民间只要能缴纳百分之八十的赋税，就可以称的上表现良好了，能缴纳百分之六七十的也就算得上不错了。（故终明之世，官以八分为考成，民间完至八分者便称良户，完六七分者亦为不甚顽梗也。）

“何况几百年的太平生活累积下，规定的制度也都非常详尽完备，存留在地方上的赋税既然多了，那输送到zhong yāng的数额就相应的少了。……（省略号处是详尽列举地方上各类可以节省的花费），所以往往征收到百分之六七十的税额，运送到zhong yāng的钱粮就能达到定额的百分之八十了。而存留在地方上的那部分税额，可以根据情况缓急，再慢慢征收。所以官员不会因为没有履行职责而被惩罚，老百姓也没有竭泽之忧”[24]

而到了清朝的时候又是什么情形呢，叶梦珠是这样描绘的：

“额定的赋税，往往都是直接被拨用作军饷，而军饷不能少一分一厘，所以征粮也就不能有丝毫亏缺。凡是征收赋税的官员，都只有征收到百分之百的数额才算合格。稍微少一丁半点，就要受严厉惩罚。对地方官员来说，头等大事就是征粮，其他一切安抚百姓之类的，都根本谈不上。

“在奏销案之后（奏销案是顺治十八年清廷对江南拖欠赋税的绅民大范围镇压，清初和哭庙案、科场案等并列为三大案之一），官员乘着江南士民刚受到严厉打击，十年并征，人们风声鹤唳，心惊肉跳之下，唯恐缴税落在后面，靠变卖家产来应付官吏催逼，就这样还不够。押吏如同虎狼一样，即便原本尊贵的读书人此时也和俘虏囚犯没有区别（押吏势同狼虎，士子不异俘囚）。

“当时只有向营兵借高利贷一条道路（可能是清兵因为各处抢劫杀人，所以反而有钱），每个月利息加二加三，稍微迟一天，就利滚利，而借来的银子，用来应付衙门使用，就要费去过半。等一个月之后，营兵来追索，百亩的田产，连带家中的ri用器皿，房屋，人口全都籍没，还不足以清还，被捆绑起来用鞭子拷打。尽管明知有这些危害，但急忙之中也没有其他选择了。所以有许多人干脆抛弃田地而逃跑，赋税造成的悲惨情形，在当时可谓达到了顶峰。”[25]

松江地区是如此，广东地区，在清朝统治下的情形就更为可怕。

入关后满清的屠杀（1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