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关后满清的屠杀_天下督师

按明末清初陈舜在《乱离见闻录》中的记录，广东吴川县，清朝知县到任后，名义上的钱粮和万历四十八年差不多，比崇祯年间稍轻。但实际上这也仅仅是名义，真相是因为有种种花样繁多的盘剥勒索，以供给清兵和清朝官吏享乐。富人家产罄尽，穷人卖妻卖子，流亡逃窜，其惨无比。（“富者倾家，贫者典妻鬻子，流徙逃窜，民不聊生。（自二月至五月属清——此为原书注释，非引者所加）”）[26]

还有一则记录同样让人不寒而栗，在康熙三年，清朝知县高鸿飞用杖刑打死时年七十六岁的乡官陈彝典，前后在监狱里一共打死了六百人，原因就是地方上没有交纳税粮（“前后共毙六百人于狱，为北四都九甲不纳粮也。”）[27]

3、被满清屠杀的各地惨况

曹树基宣称，对清军最有力的抵抗只是“发生在若干城市”，因此清军对人口的影响仅仅是据点式的。

而事实又如何呢，仅仅从满清官员自供的各地惨况来看，城市固然是被屠杀一空，农村乡野的情况同样惨不忍睹，下面还是摘录一些满清档案中伪官的奏疏。

顺治三年一月初五ri的《江宁巡按毛九华揭帖》中说：“又据广德州（今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知州闵义栋申称，职奉王札，八月初八ri抵建平，此时白茅山土寇拥众倡乱，堵塞中途，不能前进，因建平值剿戮之余，邑中无官，人民逃窜，城郭空存，而祝令亦到。随弃躯从土贼丛中，单骑至州，止见城外战骸山积，城中影迹灭绝，阒其无人，惨伤萧条之状，十倍建平，尚有乌合贼巢，负固不服，即与郭镇商议进剿，屡获克捷，此广德情形也。”

“此诸逆兴祸，遂使暴骨如莽，青磷夜见，以至城空野空”[28]

这里提到的“建平值剿戮之余”，所谓“剿戮”自然又是对当地百姓的灭绝xing屠杀。至于广德州城外，“战骸山积”，所谓战骸也不过是被清军屠杀的平民尸骨。城中“影迹灭绝”，自然又是清军屠城导致的惨象。

所谓“诸逆兴祸，遂使暴骨如莽，青磷夜见，以至城空野空”乃是满清奴才栽赃之故技，使得当地“城空”“野空”的，除了满清兽兵，再无其他人。

顺治三年二月初一的《安、庐、池、太巡抚刘应宾启本》，开头是“刘应宾谨启，为抚辑残郡事，去岁腊月十九臣巡历皖郡与札委巡抚李□龙交代，自姑苏登舟，因而查阅沿江要害……”

这份奏疏是记述他看到的沿江各地的情形，其中安庆的情况是“安庆满城俱烬，遗房仅有十之其一，其一□半为兵住，城中虚无人焉，问之府县，皆云：士民无居，潜避在山寨”[29]

这里说满城俱烬，城中虚无人焉，明显也是清军屠城过后的景象，遗留的房屋只有十分之一，幸存的居民可能还远少于十分之一，潜避山寨的不过是那些屠刀下的一二孑遗罢了。

顺治三年三月的《安徽巡抚刘应宾揭帖》（残本）中说“至闰六月，大统底定，本县（指太湖县）知县饶崇秩奉令来湖，四望荒烟，仅余白骨，数椽茅廨惟伴青磷，迨苦心召集，始有二三残喘，朝入暮出，方望哀鸿渐集，讵原任监纪邵起负固英霍，招纳亡命，拥立樊山王，飞布檄文，侈言恢复，本县积犯石应壁，李时新等乘机响应，听调投营。”

“查太湖屡经焚劫，城内并无人烟，以孑然孤立之官，而责之以捍御，势必不能”[30]

太湖县“四望荒烟，仅余白骨”，“屡经焚劫，城内并无人烟”自然又是满清兽军的杰作了，反抗满清的主体本就是当地居民，他们自然不会焚毁家园，杀戮自己乡亲，只有满清军队才能做下如此兽行。

顺治四年八月初九ri的《湖南巡抚张茂熺揭帖》中说“五月至岳州，闻长沙、衡州、常德皆归版图，职即叱驭疾驰，今兹六月初十ri，已过湖南至长沙矣，长沙事毕，衡州、常德，渐次巡历。其余郡县，兵之所下，职即踵之而至，不敢避难。……至于地方情形，职见闻最确者，不敢不先为皇上、皇叔父摄政王陈之。除武昌府久定不赘外，七郡之中，岳州之焚毁杀戮极惨，而巴陵为最惨，自壬午以来，无岁不被焚杀，无地不为战场，加以今奇荒，骼胔盈道，蓬蒿满城。职自岳至长，自雇夫役，自裹糒糗，夜宿草中，昼食树下，村不见庐舍，路不见一行人，惨目骇心，无图可绘。长沙为群逆盘踞，数年剥民，已尽脂膏，临遁复行焚杀，城中房舍皆无，民皆弃家远遁。”[31]

当时还仅仅是顺治四年，湖南景象已经是“焚毁杀戮极惨，而巴陵为最惨”，“骼胔盈道，蓬蒿满城”，“夜宿草中，昼食树下，村不见庐舍，路不见一行人，惨目骇心，无图可绘”。这些景象已经足以把曹树基所谓的清初人口损失仅仅是一些城市据点的谎言戳得粉碎了！

只不过满清的奴才依旧是试图把这一切栽赃到抗清义军的头上，而事实只能是相反。满清官员自己都承认，清军对反抗地方，向来是过一地，屠一地。

如吴达所说“当事者曰：叵测逆命，宜杀勿赦……。臣恐江、广（指江西、湖广）等处，自此无噍类矣。”“城池破时，尽为诛戮，皇上则曰：‘诛乱人’”如蔡应桂所说“攻克所至，未免玉石俱焚之叹”。

长沙既被满清奴才称为“群逆盘踞”之地，那清军攻克之后焚杀屠城，是必然的。而幸存的孑遗之民之所以要“弃家远遁”，也正是为了逃避满清yin威，否则如张茂熺这个奴才所言，他们不但不应该远遁，反而应该留下来欢呼满清的解放才是了。

所以造成湖南地方路不见行人，惨目骇心的罪魁祸首，除了满清还是满清！

顺治十三年二月的《户部题本》说的也是湖南情形：

“户部尚书臣戴明说等谨题为恭报湖南情形……微臣奉命伊始，即闻湖南荒残，然犹未身亲目击也，今于本年十一月初六ri巡历，衡州府属，道经岳阳长沙，一路巡行，所至如岳属之巴陵，长属之湘潭、湘yin，衡属之衡山等县，城无完堞，市遍蓬蒿，虽间有寥寥孑遗，皆结草而棲，苟安于颓垣败壁之余，即通衢古道，驿舍萧条，ri暮投宿，必纡绕于深山穷谷之中，始有茅茨村舍，然犹风棲破户，月照空廷。其间沃壤掬为茅草，荡为荒丘，举目皆然。”[32]

这和顺治四年的湖南巡抚揭帖已经是相距八年了，其荒芜残破情形更甚，在满清屠刀下，从城市到乡村形成了一整片一整片的无人区。

再看湖北的情形，顺治五年五月二十五ri的《湖北巡抚王守履揭帖》中说“职奉命按楚入境，即巡视郧城，其王逆叛后，杀戮之惨真有不忍言者，已特疏上闻矣。职于巡郧后，随即转襄，以宣布圣德，广图招抚，乃兵戈之余，天地鞠为茅草，郊原一望丘墟”[33]

湖北的景象看来比湖南好不到哪里去，“天地鞠为茅草，郊原一望丘墟”，这当然是从城市到乡村，所有地方都呈现荒芜残破的景象。

只不过满清奴才依旧试图栽赃，或者含糊其辞，所谓“其王逆叛后，杀戮之惨真有不忍言者”，似乎杀戮之惨乃是抗清义军所为，其实这杀戮之惨又只能是满清兽军自己所为。当地百姓正是支持义军抗清的基础，只有满清兽军才会把百姓彻底屠杀一空，以削弱抗清势力。

再看顺治七年的一个《户部题本》：“顺治七年五月初三ri，本月十九ri奉旨户部知道钦此……到部，该臣看得庐州所属州县既经寇盗残破（实为满清兽兵残破），又遭水旱灾伤，而英山一县久被贼（抗清义民）据，罹祸尤惨”

“英山县原额人丁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五丁（这已经是大大低于明朝原有实际人丁的纸面数字），除历遭寇乱逃亡故绝，今止实存人丁542丁，原额田塘地共1195顷81亩8分8厘，除历遭寇乱抛荒，今止实在熟田26顷18亩6分3厘3毫。此见在之人丁，虽垦之田土，有名无实，民食尚有不给”[34]

这个题本里举了一个安徽庐州英山县的例子，说原额人丁是“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五丁”，这个数字在明代仅仅是册藉虚应故事的数字，实际人丁只会远远高出其上。那到了满清呢，就是这远低于实际的数字，在经过清兵残杀之后，居然也成了一个高不可攀了。清兵屠刀之下，只有实存人丁542丁，仅仅是原来纸面数字的5%不到，损失了95%以上，而实际的人口损失比例还远远高出这个数字。

（这里还会牵涉到对人丁含义的解释问题，我后面会有专门章节说明，满清初期的所谓人丁就是其官方定义成年男xing劳动力，这从我这里摘录的史料记载也一目了然，何炳棣等人在一些基本概念上都有严重混乱）

明代的人丁数字是完全照抄洪武时期或干脆乱编的，但田亩数字相对可靠。我们就根据田亩和人丁的比例来换算一下。

按照顺治七年，满清统治下的英山县人丁542丁，熟田26顷18亩6分3厘3毫，当时这542丁，只能是全部转为农业劳动力进行耕田了，否则不说交税之类，连吃饭存活都有问题。以一顷为一百亩计算，去掉零头，则542丁耕种2618亩的田地，平均每丁对应的耕地面积是接近五亩左右，就算五亩好了。

明代英山县原额田地是11万9581亩，以每丁耕种五亩来计算，则明代晚期英山县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丁是2万3196丁。而根据大量明人记载，当时安徽等地应该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口是脱离了农业劳动的（尽管其中许多人可能还象现在农民工一样，仍旧算在农村里面），这在我们前面论述明代城市人口的时候也有提到。则明代英山县的实际人丁，至少是4万7832丁（应该是保守估计），人口按一丁对应三人的比例，则在14万3497人左右。按此来算，满清的547丁相比明代的4万7832丁相比，仅仅是1.14%，也就是安徽英山县的人口下降了接近99%左右。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比例，但却是当时满清屠刀之下，许多地方的真实情况。

再看一个未注明时间，但估计当是顺治六年之后的《户部残题本》，描绘的是江西的情况，这个题本的上下部分都已残缺，但剩余内容也足够说明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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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尚书臣巴哈纳等谨□□微臣巡历赣南事。……及至万安，抵赣二百余里，沿途之庐舍俱付灰烬，人踪杳绝，第见田园鞠为茂草，郊原尽属丘墟，睹□□也，食不下咽，而况于鸡犬无闻，烟火寂然。□□朝食半餐以充饥，暮结露帏以御寒。奔驰至赣，查保甲不满千人，稽仓库，并无钱谷，城内数宅茅房，小民难以安居。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夫赋从民出，无民而尚何催科之可施乎？”

“如至南安府，土地□□（荒芜？）。犹然一赣城也，臣亲履其见，惨目伤心，不禁挥泪。”[35]

再看顺治六年七月的《南赣巡抚刘武元奏本》中说的“窃照江西一省惟赣南两府，偪居东南，远在天末，是以昔年征剿官兵与逆贼相持最久，恢复独迟，而各属地方，无一处不惨遭焚戮，流徙逃亡，诚亘古未之有也。斯时兵火之余，人心未定，土寇（当地百姓组成的抗清义民）旋生。”[36]

另外这里还可以补充一条《天香阁笔记》卷一中关于江西情况的记录

“予自江右入浙，过鄱阳湖，进舟上饶江。所历安仁、贵溪、弋阳、广信、玉山诸郡县，入其城，大都不过数十家，而江中行舟，竟ri罕见。惟一徽人舟，行泊相依。因言康镇将者，河南人，ri率健儿入村落，系乡民以归，指为山贼，屠掠殆遍。广信一府，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余以业盐持引，穿横卒而过，无敢呵者，入贵家大族，皆闭门围坐待死。得吾升粟撮盐，则大喜，唯吾所yu而不较，予闻此言，掩耳急去，时甲午八月”[37]

甲午年乃是1654年，也即顺治十一年，文中提到的康镇将，当为一汉jiān败类。当时之汉jiān，一经剃头之后，即化为兽类，廉耻全失，良知彻底泯灭，凶残暴虐皆效仿其满清主子所为（虽然残暴程度比起其主子还略逊一筹），此是当时之普遍现象。但江西当时如此残破景象，绝非一个康镇将一人能办到的，乃是满清兽军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反复屠杀抢劫破坏所致。

江西的惨况，顾诚的《南明史》里引用过张岱的亲身见闻：：

“清军的三省会剿，到处烧杀抢掠，给江西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时人张岱以亲身见闻记载道：‘癸巳（1653，顺治十年）八月，余上三衢，入广信，所过州县，一城之中，但茅屋数间，余皆蓬蒿荆棘，见之堕泪。讯问遗老，具言兵燹之后，反覆再三。江西士大夫，响应金、王，株连殆尽，言之可悯。”

再看顺治九年一月初八ri的《平南王揭帖》：“于（顺治八年）九月二十六ri，马兵到遂溪起身，至二十八ri，兵马至雷州府城内，并无百姓，止是空城，房屋俱已倒坏，草长砌住街道，城墙四边倒塌。看得雷郡初定，余孽未靖，四野荒芜，人民遯迹”[38]

这叙述的就是广东的情形了，雷州府尚不算满清在广东屠杀的重点地区，已经是只余空城，残破无比，四野荒芜，其他如广州被满清屠杀更惨的地区情形也就可想而知。而且这还是尚可喜这个汉jiān嘴里所谓的“余孽未靖”，若是“余孽全靖”，自然更是人口扫荡一空了。

顺治九年八月的一份《户部题本》则是对满清屠戮下的一些南方省份荒残情形做了一个简单概括：

“户部尚书固山额真臣噶达洪等谨题……若湖南、四川、两广新定地方，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据抚按疏称，湖南衡永等处卫所，数年并（并）未开垦，成都、g qing、叙州、马湖各属人民仅存十百，粤东抛荒已甚，粤西人少赋轻，章奏具在。历历可考，是幅员虽广，空地甚多。”

“至于川、广部选各官，向来或因地方未定，或地方初定而无人民衙舍者，皆暂住他郡，既无益于残疆，又虚费朝廷廪禄。臣前伏读明旨，蜀省凋残，成都等府州县仅存百十人民，似难照例设官，诚明见万里。臣请敕部裁并，俟地熟人稠之后，再复旧制，庶凋敝余生，不病于官多民少。”[39]

也就是湖南、四川、广东、广西许多地方的人都是被满清彻底屠杀光了，导致“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因为人都杀光了，有些地方任命了所谓官员，结果官多民少，成了毫无意义的光杆官员，只能暂住在其他地方。满清奴才只好建议，这些地方干脆就不要设官了。

顺治十三年六月三ri的《广西巡抚于时跃揭帖》则是提到广西被清军屠杀后的惨况“看得粤西凋敝，地土多荒凉，责成开垦，诚宜预办牛种……粤西数年之间，频遭兵火，民残地荒，惟桂林为最。而桂林一府，则兴安为尤甚，盖其人民杀戮十去其九，而平梧次之。今yu望致治，必须开荒生聚，第民苦已久，开荒牛种实难计办。”[40]

因为人口被杀戮太多，导致就算想要开荒，都是非常困难。

另外满清兽军残暴是极普遍之情况，偶有一将，残暴程度稍加缓和，地方百姓就庆幸不已，唯恐再换一人，又遭满清荼毒。

这一点可以看一下顺治二年闰六月的《管九江道事黄澍残启本》：

“据该县生员周家邰等呈称……，生等湖口县居住，屡遭兵火，掳掠罄室，杀害无辜，惨变难言，幸蒙徐总兵安抚兹邑，示召残民，恩威并着，士民乃得安枕。今恐另委员役，又生疑畏，下民不安”

“又据该县十七坊里长王正降等呈称：“贫系十七坊里长，因兵破城，焚毁屋舍，远逃穷谷，偷生避死。”[41]

以上不过是我粗略摘录了一些《明清史料》中的档案材料，基本都是伪满政权的奴才官员以及汉jiān自供的地方被屠杀一空，荒凉残破情形，实际情形当然只会更甚于此。

但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认为我摘录的这些就是全部了，如前所说，明清史料本身就只是内阁大库残留下来的档案，仅仅是原始档案的一小部分，而我的摘录，又限于jing力，也只能走马观花，摘录一些而已。所以满清屠杀所造成的破坏，只会比我这里摘录得内容，范围广得多，程度大得多。

以上所说咸丰同治年间，满清统治者为镇压太平天国和**人民大起义，光屠杀减损的人口两项总计就在一亿四千万以上（这还是保守估计）

何炳棣曾经评论说“要对14年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的人口净损失提出一个明确的数字虽是困难的，但我们详尽的地方资料很清楚地证明。当时通商口岸中的西方居民估计约二三千万是过低的。”[1]

他以为两三千万是过低，而实际上这恐怕连零头都不到，一亿两千万都只是一个相对保守

的估计。

何炳棣还说抗ri战争和太平天国的战争比起来，已经是算得上文明了：

“即使根据这些必定很不完全的统计数，可以说抗ri战争的xing质与19世纪中国的国内战争（引者注：——其实是中国人民反抗伪满政权的战争）相比有两方面的不同：一是平民的生命损失所占比例很小；二是尽管战争是野蛮而残醋的，但抗ri战争大体说来是在‘文明’的战争条令下进行的。”[2]

这这种说法当然是一派胡言，ri本侵略者和文明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ri本人的残暴和满清兽军的残暴相比实在不是一个等级之上而已，两者不过是谁残暴得更厉害的问题。

只不过这位何炳棣先生也是属于健忘者，一边他自己也清楚满清是人类历史上最凶残的屠夫，杀戮平民数量和比例创下了人类历史空前绝后的记录。另一边他还对此轻描淡写，似乎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是因为中国本来就这么野蛮不开化的人，忘了儒家训条在早在千百年前就已经反复强调杀一无辜即非王者事。汉族知识分子和主流意识形态从两千年多前的战国开始就无情谴责声讨鞭挞一切屠杀无辜的行为。中国历史上屠杀俘虏以及平民者从白起、董卓、曹cāo、黄巢等等无一例外都是受到唾骂的反面典型。满清是彻底开中国历史之倒车！

他还恬不知耻的在许多地方歌颂满清所谓的开明**，也实在是令人格格作呕，实不知此类人物究竟怎样一个心理状态，可以让他把最基本的人类文明准则抛之脑后。

类似满清仅仅屠杀太平天国损失一亿人口以上，这在全世界内也独此一家，只有满清自己在清初的屠杀才能超过这个记录。满清头目和他底下的奴才汉jiān把屠杀平民作为一项战争任务来完成，你不是有人民支持么，我就把平民全部屠杀光，让你彻底丧失支持的基础。

任何军队与军队的战争，持续时间再长，波及范围再大，只要不是如同满清一样专门把平民列入屠杀对象，都不可能有这样巨大的人口损失。

曾国藩等汉jiān的残暴其实是全面学习其满清主子在明末清初战争时的手段，以大规模屠杀平民作为获取胜利的手段，因为他们知道平民是站在和他们对立的一面，没有任何可以争取的希望，所以只有屠杀、屠杀再屠杀。

也正因为如此，汉jiān军队的凶残，其实质仍旧是其满清主子空前凶残的体现，在满清的剃头政策下，甘心投靠的汉jiān在头发被剃掉的同时，廉耻良知以及起码的人xing也被彻底剃掉，完全异化为禽兽。他们已经丧失了人最起码的尊严和荣誉感，破罐破摔下，就必然成为最卑鄙最下贱的败类人渣。

请大家记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洪承畴、吴三桂、尚可喜这些汉jiān的名字，这些汉jiān屠夫，刽子手，他们屠杀汉族人民，屠杀少数民族，手上沾满了鲜血，狗彘不如，只配下十八层地狱，受最惨毒的刑罚，万劫不得翻身。终有一天这些比秦桧还卑鄙可耻的汉jiān，他们雕像也受到秦桧的待遇，下跪在反抗满清暴政的民族英雄群像面前，被无数人唾弃。

某些汉人因为左宗棠这个汉jiān屠杀的人大半是**，是少数民族，就为之叫好喝彩。这同样是一种被满清愚民思想毒害了几百年而产生的禽兽心理，是把自己下降到满清禽兽政权的道德水平上，对这种思想必须给予迎头痛击，必须给予最严厉的谴责。左宗棠这样的人渣禽兽，其卑鄙下贱程度丝毫不会逊sè于屠杀汉人的曾国藩和李鸿章。

事实上凡是一切充当过满清伪政权的官吏，并且至死仍旧是满清奴才的汉人，他们永远只配被钉在汉jiān的耻辱柱上，受到永世的唾骂！

好了，回到本题。因为太平天国离现在相对近，所以各方面的数据资料相对丰富，对满清屠杀规模的估算相对更容易取得共识。如果不是铁的事实摆在那里，谁能够相信满清仅仅镇压太平天国和**起义，屠杀人口数量最低线的估计也是一亿五百万以上（曹树基的数据，屠杀太平天国的八千万加上镇压**起义的两千五百万），相对保守的估计是一亿四千万以上，不保守的估计当然就更多了。

而太平天国和同治**起义，无论持续的时间长度，还是波及的范围，对平民的卷入程度，都不可能和明末清初满清的侵略屠杀相提并论。

从时间来说，天启年间的辽东大屠杀，崇祯年间四次侵入关内制造的北直隶和山东大屠杀，再到顺治年间席卷全国各地，无一处可以幸免可以例外的疯狂大屠杀，然后康熙年间的沿海迁界大屠杀，持续八年的镇压三藩起义的大屠杀。前后整整六十二年的时间。

从波及的范围来说，太平天国和**起义真正的重灾区也就是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和甘肃、陕西。

而明末清初满清屠杀的范围包括了全部省份，辽东在天启年间就几乎屠杀光了

北直隶和山东在崇祯年间就被反复屠杀，到了顺治年间因为此起彼伏的抗清起义、满清圈地逃人法的残酷迫害又遭受浩劫。

山西在姜瓖起义前就遭受了满清屠杀洗劫，到姜瓖起义时，战火遍及全省各地，姜瓖死后，山西各地仍旧被清军反复搜剿屠杀。“遍地伏莽，百姓杀戮过半，财物焚掠殆尽，庐舍丘墟，田园荒芜，晋民已不堪过而问”

甘肃（明属陕西）在清初的反清起义同样没有间断，满清镇压米喇印、丁国栋的回汉起义更是到处屠杀，杀得“血流成川，尸积如山”[3]

陕西、河南所受荼毒稍轻，但也是相对的，我们前面引用明清史料里收录的清方档案，这两省受荼毒的文件就不少。如说陕西“大兵驻关，军需不赀，而州县百姓存者无几。”[4]“王师征伐，凋残破坏更不可言”[5]。河南材料更多，此处不赘言。

南直隶（包括江苏、安徽），安徽被屠杀得各地“暴骨如莽，青磷夜见，以至城空野空”[6]，“城中虚无人焉”[7]“四望荒烟，仅余白骨，数椽茅廨惟伴青磷”“屡经焚劫，城内并无人烟”[8]。

连南京附近的乡村都被反复扫荡屠杀，“江宁城（南京城）外，九十余村，……敢犯天兵、遂经剿洗。”，“一望皆无人烟，惟见空房四壁”[9]

扬州府、苏州府、松江府都是屠城的重灾区，要找到一个没有被屠城的城市倒是极端困难。扬州大屠杀、昆山、嘉定、江yin等地的屠杀都众所周知。苏州城自己被屠了半城，所辖七县一州，仅崇明县和太仓州幸免。

至于湖广、江西这些就更不必说了，“无岁不被焚杀，无地不为战场”“骼胔盈道，蓬蒿满城。”“村不见庐舍，路不见一行人”[10]；“沃壤掬为茅草，荡为荒丘，举目皆然。”[11]“天地鞠为茅草，郊原一望丘墟”[12]；“沿途之庐舍俱付灰烬，人踪杳绝，第见田园鞠为茂草，郊原尽属丘墟”“鸡犬无闻，烟火寂然”“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13]“无一处不惨遭焚戮，流徙逃亡，诚亘古未之有也。”[14]“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贵家大族，皆闭门围坐待死。”[15]

此类记载比比皆是。

广东、广西都是满清反复剿杀之地区，情况也不比湖广好多少。

到了四川，因为反清态度最激烈，最持久，竟然至于全省人口几乎彻底被满清屠杀，仅剩余几万人。

云南又是南明最后一个根据地，其被满清兽军惨屠蹂躏情况，顾诚《南明史》里引用洪承畴这个无耻汉jiān写给清廷主子奏疏里就有这样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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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不遭兵火，无人不遇劫掠”“父母、兄弟、夫妻、子女分离拆散，惨不堪言。”“人无完衣，体无完肤，家无全口，抢天呼地，莫可控诉”“被杀死、拷烙死者堆满道路，周围数百余里杳无人烟。真使贾生无从痛哭，郑图不能尽绘。职不知滇民何至如此其极也”[16]

满清云南巡抚林天擎劾奏“广西提督线国安随大军进剿云南迤西地方，大肆抢掠。及奉旨回粤，**杀戮，暴虐更惨。”[17]

在明末清初这场大浩劫里，全国上下无一例外都被满清兽军屠杀，即受害最小的省份，其被屠杀人口比例也当在百分之五十以上，而最多如辽东、如四川者则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口都被屠杀光。这在人类历史上，即使以蒙元之凶残，也瞠目其后，希特勒纳粹之凶残也望洋兴叹。

则其人口死亡之数量当远远高于满清镇压太平天国和**起义，我前面估计是两亿以上，应该仅仅是最低的底线，其真实数字（包括因为屠杀和疯狂掠夺剥削导致的瘟疫和饥荒）应当远在两亿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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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关后满清的屠杀（2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