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中方以智较为实在，可能被易铭大作，全然吓傻，所以就收起他狂放不羁毛病，虚心求教，尽力履职。易铭叫他全力辅佐秦任，他自上任开始，只做不说，直把手中政务，处理得条理清楚，各方均满意。
他对于李千秋，佩服的五体投地一般，每见面，总磕头作揖，不尽的亲热，说不完的感谢，也有事无事，爱往李千秋住处跑。
易铭一度奇怪，担心他是否是看上了李千秋身边女子，待易铭往李千秋处一个个看了，见几个女子，均姿色平庸，也少见识，实在不敢登大雅之堂，这才放心。
方以智闲暇，将他大作《通雅》与《物理小识》给易铭看过，易铭现代社会人，知道他那书里，虽有新意，谬误也多，但碍于礼貌，不忍驳斥。只送上自己《宗主文集》，那家伙挑灯夜战好几个月，潜心拜读、悉心领会，后来见了易铭，请教几回，仍不得要领。
易铭岂可与他浪费宝贵时间，将他支去王夫之处，说大学有宗主思想学会，可参与专题讨论或王夫之组织的“沙龙”。这方以智于是去了几次，长进不少。
王夫之年纪轻轻，就当了教育部第一次长，这让黔北四川芸芸学子，颇为不服。比如范旷老前辈就对此大有意见，他这会儿官儿，不过一个副部级闲职，见王夫之深得易铭信任，心中不爽，所以见了王夫之总是爱理不理的，人前人后，多有诋毁之词。
好在王夫之还算争气，在职期间，著述连连，屡见于核心刊物。比如他在哲学上造诣颇深，接连提出了“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观念，以反对当时风靡天下的“知行合一”的认识论，进一步指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他还提出“温故而致其新”的理论，籍以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反对厚古薄今，认为历史在不断趋时更新，所以应当厚今薄古，“法后王”而不是“法先王”，反对倒退。他把历史发展的趋势称为“势”，其规律称作“理”，理即势的必然，而势必然合乎于理。
他这期间发表了许多哲学著作，比如《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尚书引义》、《思问录》、《老子衍》、《庄子通》、《宋论》等等！
他说宇宙除了“气”，更无他物，鉴于对程朱理学不太友好，所以他这些思想带来了极大争论。易铭对于他们讨论的什么哲学命题中的“理”、“气”缺乏直观的印象，觉得是些玄而又玄的问题。好在易铭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以虽然争议很大，吵得火热，不过黔府此时宗政军务为重，不必为之深入展开讨论，所以易铭要求上上下下求同存异，把精力放到具体事务上来，这才平息了这场泛泛无边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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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中顾炎武要率性直爽得多，他身上也较少有迂腐之气，这让易铭对他很是看重。工作之余，易铭总爱叫上他，或府内畅谈，或一道外出巡视。这顾炎武也好诗词，总喜欢向易铭讨教，易铭对于此道，其实修为有限，所以往往涉及这文章诗词，总是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
初时炎武不解风情，以为主公藏而不露、隐忍不发，乃是深沉。后来他回家想及再三，以为主公殚精竭虑，恐怕心思多放在宗政军务上。于是往后就概不涉及这种腻腻歪歪、之乎者也之事了。他专司分管事务，不敢有失，易铭愈发看重，他就愈发感恩戴德，竟丝毫不敢懈怠了。
他一直纠结自己那篇《精卫》诗作，因与易铭暗合，千思万想猜不透。后来翻了翻易铭《宗主文集》，年前就出版，发现此诗赫然在列，时间比他早。何况此集一版再版，犹自畅销，心中才服气，问了身边小厮，人家斗大的字儿认不了几个，对这篇诗文，却也能吟诵两句。
这几人初到黔府就得重用，自然个个信心满满，都想施展才华、大干一番，以不辜负易铭信任为念，时时不忘，处处感念易铭知遇之恩。他几个工作之余，于易铭府邸，来往勤密。
不过易铭对几人谈不上真正的了解，他虽然俗务不多，但打牌赌钱、谈情说爱，整日里还居然少有空闲。心里想着择日找几个好好聊聊，听听四个对黔府大政方略的意见，但一直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