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邻居家待到天黑的冬青最终还是没有等到回家的艾玛夫人。他告别了热情的老太太，谢绝了留下来吃晚饭的邀请，揣着老人家硬塞到他兜里的那把奶糖，走出大门，沿着萧索的街道漫无边际地走着。
卡拉城足有好几万人口，但这个还算高档的区块却没见几个人影。冬青继续向前，直到那些大大小小的别墅与院落不再、直到眼前尽是连绵的筒子楼，街道上的行人才渐渐多了起来。
天色渐暗，街上参差地亮起几根昏黄的路灯，把坑坑洼洼的路面照得分明。此时已是下班的时间，穿着灰蓝色粗布工装的人流从街边的各个角落涌来，间或夹杂着几个身穿劣质西装、提着公文包的职员。无论是谁，脸上都是一样的疲倦，仿佛盖着同一张面具。
冬青顺着人流找了一家生意火爆的小酒馆，眼疾手快地占到了一个靠窗的好位置。这家酒馆的档次算是中等偏下，普通的工人不会奢侈地到这里用餐，主流顾客都是还有些体面的职员。他们的实际工资可能也就比工人们高了一些，但一张办公桌能带来的心理优越感是难以估量的，就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一样，他们是“穿着长衫而站着喝酒”的绅士们。
“先生，您的餐上齐了。”
服务生把一个金属托盘搁在他的餐桌上：几片黑面包、一碟撒了盐的烤土豆、一碗用肉末和豆子煮成的糊糊，还有附赠的一杯土酿啤酒，这就是标准套餐的全部内容。
这份套餐的售价是九戈比。顺带一提，普通工人的月薪一般在九十戈比到一卢布二十戈比之间，而女性漂洗工的月薪不多于八十戈比。也就是说，冬青一餐就要吃掉他们几天的工资。
土酿啤酒入口的感觉很是苦涩，不知是杂质过多，还是冬青今天胃口不好。瓦列里的事情令他感觉颇有些烦躁，那位老太太眼中的瓦列里是个关爱邻里的善良小伙子，那位未曾谋面的艾玛夫人眼里的瓦列里可能是个合格的好丈夫，但感染者们眼中的瓦列里不是屠夫就是魔鬼……冲突的两面可以同时在一个人身上体现。
人类的善心从来都是选择性表达的，这种选择固然与个人的偏好有关，但本质上还是扎根于一个人的阶级立场。瓦列里可以对同阶级的老太太表露善意，却不会对“人造的最低阶级”感染者们手下留情。也许他会受宗教宣传上普世的“超阶级”的慈爱影响，对无辜的感染者们心怀歉意，但他最终还是要站在感染者们的对立面的，冬青也就不得不无情地消灭他。
乌萨斯有很多宣扬或者试图调和矛盾的派别，其中也有许多可敬的人，但冬青对他们的前景并不看好。
绝对性的局势改变将会在未来五十内（如果爆发战争那么就是二十年）到来，乌萨斯自由派是如此软弱、如此涣散，如此不可靠，直截了当地说，是如此无能。
因而即便他们胜利了、建立了所谓的责任内阁，那也会是短暂的、不牢固的过渡性政权，革命群众必将光荣地登上历史舞台。
与之相对的，乌萨斯乃至整个泰拉最保守、最顽固的反革命力量也会为了反对革命而空前地团结起来。无论如何，最终摆在人们面前的只有两个选项，把革命进行到最后，或者彻底扼杀它，将倒车开到底。而其他的一切所谓中间派、调和路线，要么被反革命的铁雨绞杀、要么被革命的风暴吞噬，绝没有其他的出路。
而在此之前，革命者们只有坚定地扩大自己的力量，革命的力量愈大，面对局势也就愈能从容，愈不至于陷入狂热的激进，也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挽救诸如瓦列里先生这样良心未泯的人。
冬青定了定神，将整杯酒一饮而尽。
“服务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