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时，刚刚登位一年多的年轻皇帝正在建康皇宫的金殿上，用有略带一点稚气的声音，坚定道：“南渡近五十年，我大宋偏安一隅，积弊以久，朕意以决，为了收复失地，中兴大宋，必须兴利除弊，推成出新。诸卿有什么格除弊政，富囯强兵，凡有利于大宋的好办法，都可以向朕上书，朕必然酌情考虑。”
此言一出，大殿上立刻响起了一片小声议论的声音，每一个大臣心中都不禁想到：‘兴利除弊，推成出新’皇帝莫非是要实施变法吗？
“变法”在大宋己以是一件十分忌讳的事件。因为在宋神宗的熙宁年间，曾经由王安石主持过一次长达十数年的变法，对大宋有着深远的影响。正是那一次变法，引发了大宋后来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新旧两党之争，以至国力民心在新党旧党之间的争斗中不断耗尽。
尽管那一次变法的主导者王安石因为其出众的文才和毫无指责的个人德得操守，才免强保持住个人的淸名，然而参与那一次变法的其他大臣，如吕惠卿、曾布、韩绛、章惇等人，无一不被打上奸妄的名称，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而反对变法后司马光、范纯仁等人，却都是后世公认正直忠心的大臣。
而徽宗时期的权相蔡京也正是借变法之机上位，得以执掌朝政，擅权祸国，至使朝政败坏，使金囯有可趁之机，才有后来的靖康之乱，二帝北狩，朝廷南渡，损失半壁江山。
尽管这其中更多是徽宗皇帝个人的昏庸无能，用人不当以及一系列施政错误所至，与当年的变法并不多大关系。但对于朝廷来说，皇帝是不能有错，只能够把当年大宋败亡的一系列错误源头推给了那一次变法。以至于南渡之后的朝廷,大有谈变法而色变的地步。然而现在新皇帝竟似又要重开变法之途，许多大臣不禁忧心匆匆。不过几位执政大臣这时都还能够沉得住气，在心里揣摩皇帝的心恩，并没有抢着发言。
不过陈俊卿却立刻想到了三个月以前那一次朝会。
当时正值大宋全境平定不久，赵忱在建康府祭天登基，正式穿上龙袍，坐上皇位，对几位辅弼大臣提出：“朕虽以冠弱之年，登基大宝，然而不愿孤守半壁江山，坐以待毙，如果想恢复故彊，中兴大宋，为祖宗雪耻，成就汉唐功业。众卿认为该如何行政呢？”
枢密副使刘珙当即回奏，道：“复仇雪耻，诚仍当务之要，然臣以为，若非积十年之功，内修政事，外修兵革，恐怕不可轻动。”
赵忱不禁有些不解，道：“昔日汉之高祖、光武二帝。起于匹夫而有天下，不过数年功夫，唐之高祖、太宗也不过也是以一郡之守而取天下，也不过数年功夫。今大宋虽只剩这半壁江山，但尚有江南之地方万里，民计千万，带甲五十余万，为什么非积十年之功不可。”
刘珙答道：“正是因为汉之高祖、光武起于匹夫，唐之高祖、太宗只为一郡之守，因此才能无所顾忌，而陛下受宗嗣社稷之重，其轻重程度，岂非彼四君相比。何况秦、隋之末，在于二世、隋炀昏庸失德，群雄逐鹿，故此汉唐蹬高一呼，天下百应，而今金国国内稳定，尚无大乱，岂能轻易取之。”
这时辛弃疾也出列禀道：“陛下，臣闻凡事古之英雄拨乱之君，必先内有整作三军之气，外有以破敌人之心，故曰：“未战，光养其气。”又曰：“先人有夺人之心”。然自大宋南渡以来，太上皇帝用秦桧专政一十九年，皆以和好为可以安，待敌则恃欢好于金帛之间，立国则借形势于山湖之险，不思进取，莫此为甚。以至岳飞惨死，韩世忠、刘琦闲置，至使路人皆知。而身居上位之人畏敌退避之如此，以为夷狄必不可敌，战守必不可恃，遂使军心士气丧失殆尽，虽有刚心勇气，亦销铄委靡而不振。其后虽得孝宗皇帝稍有振作，然积弊以久，非一时一刻可变，假使立战，其能有必胜乎？愿陛下先养必胜之气，然后而战，方可一鼓破之。”
赵汝愚也道：“陛下，恢复大事，岂能是一战而胜乎，必为旷日持久之战，然后才决胜负也。而旷日持久之费用，缓急必用之则度,皆取之于民，若民无余力，则官无遗利，国亦不可得而富矣。古之人君，外拒其敌，必先内厚其民，其本末先后之序莫不如此者。不然，事方集而财已竭，财已竭而民不堪，虽有小有成功而不能为以继也。故此当务之急，莫过于修德立政，用贤任能，除弊兴利，收蓄钱粮，爱民养士，陛下亦次第而行之，臣不能悉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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