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赵忱听了这几位大臣的发言之后，虽然点头称是，但也并没有深问，陈俊卿也当那只不过是皇帝的一次泛泛而问而矣，因此也都没有细想。现在陈俊卿不禁想到,也许就是那那个时候,皇帝就开始有要变法改制的想法了吧。
正在陈俊卿思考的时侯，谏议大夫陈良祐出列，道：“陛下，臣闻变法革新岂是易事，祖宗法制非可轻变，稍有不甚，必将动摇人心而乱天下，还望陛下三思。”
赵忱皱了皱眉头，道：“朕并未说要一定要变革祖制，而是兴利除弊，祖法旧制，固然不可轻废，然而因循苟简，却不能不除。若法定而子孙世世守之，则何故祖宗屡自更改之。何况太祖太宗所定之法，也以是两百年前的事了，当时之法未必适用于现在，因此朕才想对先帝之法做以修正。正因为兴利除弊并非易事，是以才向众卿询问，还望众卿能够不隶赐教。”
皇帝刚才那一番话说得也无懈可击，而且皇帝并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只是在向众大臣询问，陈良祐也觉得一时难以反驳，只好施了一礼，退回到班列之中。
赵忱接着又道：“凡众卿认为，可以使朝廷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革故鼎新、兴致太平，皆可上言。”
赵忱提出的这十条举措到也是谈不上什么革新，无论是放在任何时候，也都是站得住脚的。而更为重要的是，这十条举措是庆历年间，范仲淹所主持的新政内容。
庆历年间的那次新政和熙宁年间的变法相比，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要差得许多。而且维持的时间也仅仅只有一年多,甚至有许多章程都还没有制定出来,就以告结束。然而与熙宁变法截然相反的是，无论是主导这场新政的范仲淹，还是参加这场新政的富弼、韩琦、欧阳修、石介等人都是被公认的贤良忠正的大臣，成为后世士大夫效仿楷模。后世甚至有不少人认为，如果当时范仲淹主持的新政能够坚持下来,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熙宁变法了。
其他大臣听了赵忱这番话之后，才稍稍有些放心，原来皇帝是想釆用范仲淹的那一套新政，不过总也好过用王安石的那套新法。一时也都无言，但必竟现在皇帝只是才刚提出革新变法，十条举措也仅仅只是一个纲领性的提法，又没有见到一条完整的新定俱体法案，也无从说得上是坏是好，因此人人都在思考皇帝的话，一时无人再发言。
赵忱见众臣都不发言，知道暂时无人反对，他也没有指望马上有人能够提出好的意见来，因此正要宣布散朝，这时一个值日官走进大殿，兴冲冲道：“陛下大喜，我大宋西南大捷，以经攻到大理城下。”
大殿上又是一阵议论，不过这一次都是欢喜的声音。
果然不出杨炎所料，高建铭虽然与黄琪善、钱之乔、邹平渚勾结，发动突然袭击，夺回了大理君位，但毕竟时间大短，立足未稳，手下的可用之兵虽然有一万多人，但都是刚招募的新军，加上高建铭占领大理之后，对段氏一族，以及忠于段氏的大臣全族斩尽杀绝，做得实太过份了，也引起了不少其他大理各部族的恐惧，不敢信任高建铭。一听宋军再度出兵，立刻纷纷响应大宋，讨伐高建铭。
而宋军经过了对抗金之战的垂练之后，以经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加上又有刘仁先指引，高建铭根本不是对手。毕再遇率领宋军十二月中旬进入大理，一连五战,都取得了全胜，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打到大理城下。而交趾也没想到大宋会马上出兵大理，也没有做好出兵的准备。加上毕再遇在进军大理之前，在自杞的宋交边境驻扎了五千人马，做为疑兵，使交趾国中更是疑神疑鬼，更不敢轻易出兵。
这时高建铭手下可战之兵以不足五千人，宋军攻克大理城，帮助大理复国，以经是指曰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