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使她们不至于受坏人的欺骗而遭受损失，甚至使她们能够靠着已经建立起来的通信关系继续管理一家赚钱的商店，直到她们的儿子长大后能够继续经营事业时为止，这样对家庭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约在1734年一个叫韩博希的年轻传教士从爱尔兰跑到我们这里来传道。
他声音洪亮，而且讲起道来，即使没有准备也能讲得口若悬河，头头是道。
他的讲道吸引了相当数量不同教派的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赞美他，我跟那些人一样，经常去听他讲道。
我喜欢他的传教，因为他不会照本宣科，而是以生动的例子来劝人为善、广积功德。
但是我们信徒当中有些自命为正统派长老会信徒的人，强烈反对他的看法；大多数年长的牧师都参加了这一派，并且向长老会的宗教议会提出控告，指责他为异端学说，并要禁止他在这里传教。
我那时也是他热烈的拥护者，并且尽我的力量来协助他，把拥护他的人组织起来，我们为他战斗了一个时期，那时候倒满怀胜利的希望！双方都在这时候进行了不少笔战。
我发现虽然他是一个极雄辩的传教士但文章却写的不行，因此我替他捉刀，代他写了两三本小册子和一篇论文于1735年4月在《公报》上发表。
这些小册子像其他普通的争论性的文章一样，虽然当时风行一时，事后却很快无人问津了。
我想，现在可能连一本也找不到了吧。
在论争中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形象。
对方有一个人，在听完他的一篇大受人们赞美的讲道以后，觉得以前在什么地方读到过类似的文章，至少有一部分曾经见过。
经过一番搜索后，那人在一本英国的评论中找到了那段说教的详细引文，原来这是引自浮士德博士的讲道文，这一发现使我们当中许多人看不起他，因此不再支持他了，这样我们在宗教议会中的斗争很快失败了。
但我始终支持他，因为我宁可听他念别人写的优秀的讲道文，也不愿听他自己杜撰的恶劣的说教，尽管我们普通的传教士都是自己写讲道文。
后来他向我坦白说他的说教全都不是自己写的，他还说他的记忆力过人，任何讲道文一经过目，就能成诵。
我们被击溃后他就离开了这里，到别处碰运气去了，我也离开了这个教会，以后再也没加入这一教会了，可多年以来我依然捐献维持这一教会的牧师们。
1733年我开始学习法语。
不久我获得了足够的法语知识，能够顺利地阅读法语书籍。
接着我又学习意大利语。
当时一个朋友也在学习意大利语，他常约我下棋。
可这下棋的时间超过了我原定学习的时间，我不得不拒绝再跟他下棋了，除非有个这样的条件那就是：每盘棋的胜利者有权指定一种作业，不论是语法方面的背诵或是句子的翻译，失败的一方要保证在我们下次下棋之前做好作业。
因为我们的棋艺不相上下，这样我们就相互把意大利语灌输到各人的头脑中去了。
以后我又花了点时间去学西班牙语，也能阅读西班牙语书籍了。
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在我幼年时曾在拉丁语学校中学过一年拉丁文，后来我就完全把它置之脑后了。
但当我熟悉了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后，翻阅一本拉丁文圣经时，出乎意料地发现，我所掌握的拉丁文远比我想象的多，这就鼓励了我再去专心学习拉丁文，我的收获很大，因为以前学过的几种语言大大地替我铺平了道路。
从这种情况看来，我觉得我们通常教外语的方式有些问题。
有人建议，我们学习语言应从拉丁文开始，在学会了拉丁文后再学习由拉丁文演变而来的现代语言就会容易得多了。
这种方法未尝不合理。
但是，为了更顺利地学习拉丁文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从希腊文或其他的什么文开始呢？
当然，假如你能不用台阶就能攀到顶点，然后再从顶端往下走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毫无疑问地，假如你从最简单的部分开始学习，循序渐进，那样也很容易攻克最难的部分。
许多人学拉丁文，学了几年后毫无成绩就把它丢开了，他们所学的几乎没什么用处，还白白浪费了几年的光阴。
因此，我就建议主管我们青年教育的当局考虑是否应当从个别的语言开始比如法语，意大利语等等，然后再学拉丁语。
就这两种情况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花同样的时间虽然都没有把拉丁语学好但后一种情况我们至少可以学会一种或两种外语，而这些语言是现代社会通用的，所以即使没有学会拉丁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可以用到它们，而不比前一种方法，时间花了什么也没学到。
我离开波士顿已经10年了，现在我的生活也较宽裕了，因此，我就回了一趟老家，故地重游，走亲访友。
在这以前我还没有充裕的财力作这样的旅行，这一次也算荣归故里吧！在回来的路上我又去新港看了一下哥哥，这时他已经把他的印刷铺搬到那里去了。
一见面，过去的旧嫌宿怨统统冰释了，真是相逢一笑泯千仇啊！兄弟毕竟是兄弟！哥哥的身体已不如前了，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他可能预料到自己的大限已不远了，对我有个请求，也算临终遗愿吧，让我在他死后照顾好他年仅10岁的儿子，并使子继父业。
我答应了，我先送他读了几年书，然后再让他学印刷业。
他母亲那时继续经营印刷所的业务，直到他成年。
他成年后，我送了一套新铅字给他，因为他父亲留下来的铅字有点磨损了。
这样我也终于能弥补当初我过早地离开哥哥而给他带来的种种损失了。
1736年，我一个可爱的儿子，那时才4岁，因感染天花而夭折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痛心疾首，陷在深深的悔恨当中，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原谅自己为什么不给他事先种痘。
提这件伤心往事，是为了提醒那些不替孩子们种痘的父母。
万一孩子因种痘而死，做父母的当然无法原谅自己，可是不种痘，我的例子业已证明，孩子也有同样的危险！种痘比不种来说相对生的机会大一些，因此，他们理应选择一条危险较少的道路。
我们的这个社团，一个非常有益的组织，她的会员们也十分满意。
有些会员就想介绍他们的朋友来入会，但是假如这样做，那就会超过我们早先决定的适当限额，那就是，12人。
从一开始我们的社团就是秘密的，这一点我们都信守承诺。
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社团的纯洁，免得坏人混进社团，可是有些人我们难以拒绝。
我，作为反对放宽限额的人员之一，折中了一下做了书面建议，提议每个会员应该分头组织一个附属社团，拟订相同的讨论规则，但是不得泄露它与本社团的联系。
这个办法的优点是：更多的青年公民可以利用我们的社团获得提高，在任何时候我们也可以更好地了解一般民众的意见，因为我们社团的会员可以在分社中提出我们研究的论题，并且把各分社讨论的经过、结果向社团报告；因此通过这样集思广益的方式，我们社团每个人在事业上都可以得到提高。
而且我们还可以把社团的主张和看法辐射到各分社中去，这样一来我们的政治影响和为社会服务的力量也得到了加强。
这个建议被采纳了，每个会员就开始组织他的分社团，但是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成功的，只有5、6个分社组织起来了，它们的名称五花八门，像“葛藤社”“协会”“群社”等。
他们不但对会员自己有益，而且给了我们不少的好处，比如提供消遣，扩大信息量，增加教益等，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原先的期望相去不远，在某些特殊的事件上对公众的舆论也有相当的影响，以后在适当时候我还要举出一些这类的事例。
1736年我当选为州议会秘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获得升迁。
第一年我倒是获得了一致通过，但到了第二年，当我又一次被提名时（秘书的任期，跟议员的任期一样都是一年），一个新议员，为了另一个候选人的当选，发表了一篇长篇演说反对我，但我最后还是当选了。
我心里自然很高兴，因为除了秘书职位本身的薪水外我还可以利用这个职位做些生意，赚些外快。
比如我可以同那些议员保持联系进而招揽印刷选举票、法律条文、纸币和其他零星的公家生意。
这些生意，总的来说，利润是相当丰厚的。
我由衷地宁愿这位议员没有反对过我，因为他不但是个财主，受过教育，而且还很能干，日后必定成为议会中很有影响的人物。
后来事实果然印证了这点。
我不想对他阿谀奉承以期获得他的青睐，但也不想和他就此结怨下去。
后来我采取了另一种方案。
我听说他的藏书中有一本稀珍，当时就写了一张便笺给他，表示我很想看那本书，希望他能借给我看几天。
他立刻把它寄来了，大约过了一星期我把书还给他，并附了一张便笺，热烈地表示我的谢意。
至此以后，我和他的关系有了转机，后来我们在议会中见面时，他还跟我打招呼了（他以前从不如此），而且十分殷情有礼。
从此以后，他在任何时候都愿意帮我，我们也因此成了知己，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结束。
这又一次证明了我以前听到的一句古老的格言，它说：“假如一个人帮了你一次忙那么以后他会比受过你恩惠的人更乐意帮助你。”
同时，这件事也表明冤家宜解不宜结。
1737年施保次乌上校，维吉尼亚的前任州长，当时的邮政总局局长，因不满意费城邮务代办在处理帐册方面的疏忽失职，而革了他的职，之后提议我继任。
我欣然接受了。
后来发现这个职位对我大有裨益，虽然它的薪水很少，但是它方便了通信的往来，间接地改进了报纸，因而使得报纸的发行量增加了，进而也招徕了更多的广告，结果这一连锁好的反应使得这一职位大大地增加了我的收入。
而作为我多年劲敌的那家报馆，却相应地衰败了，当年他在当邮务代办期间不允许骑师给我递送报纸。
我对他这行为没有采取打击报复，因为这职位所带来的收益已使我心满意足了。
会计在生活中是相当有用的，这个费城邮务代办没有对会计给予相当的重视，而给自己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年轻人应该谨记这个教训，我们将来如果替别人做事，就该把财务理得一清二楚，规规矩矩地上缴款额。
做到这一点，他的品德就是他最有力的推荐书，可以为他谋到更好的职位，招徕更多的生意。
我开始把精力稍稍转到公共性质的事物上了。
我先从小事入手。
费城的巡逻制度是我认为急需加以整顿的事项之一。
巡逻原由各区的警官轮流负责，警官预先通知若干户主在夜里跟他一起巡逻，那些不愿巡逻的人每年必须出六先令，才可以免去这一差事。
这些钱原定是雇佣代替人来巡逻的，但是实际上，却远远超过了现实的需要，这就使得警官这一职位成为一个肥缺。
警官们常常收罗一些乞丐无赖，给他们喝点酒，就叫他们一起去巡逻，但有一定地位的户主却不愿与他们为伍。
巡逻制度也常常被忽略了，那些巡逻的人大多数的夜晚是在喝酒中度过的。
为此我写了一篇论文，准备在社团内宣读，指出这些不正常的情况，特别强调警察征税的问题，他们征税的时候不问纳税人的经济情况，一律征收六先令，这样一来就不公平了，因为一个穷苦的寡妇，她需要保护的全部财产加起来恐怕也超不出50磅，而她所付的巡逻税却和一个万贯家财的富商是一样的。
总得来说，我提出了一个较为有效可行的巡逻制度：即雇佣适当的人经常从事巡逻工作；对费用问题我也提出了较为公平的解决办法，就是按照财产的比例课税。
经过社团内部会员同意后，这一观点下传给各分社团，作为各分社的提议。
虽然这一计划并未立刻实行，但在变革人们的思想观点上我们做了准备，也为日后那条法律的通过铺平了道路。
那条法律通过后，我们社会员的地位已经日渐重要了。
大概就在这时候我写了一篇论文（先在社团内部宣读，后来发表了），论及酿成火灾的各种疏忽和防火须知，并劝人们小心火烛，大家都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
因此，为了迅速扑灭火灾以及在发生危险时相互协助搬运和保管货物起见，就产生了组织消防队的一个计划。
不久有13个人愿意参加这一组织。
根据我们的协议，每一队员必须经常保持一定数量适用的皮水桶，结实的袋子和筐子（以便装货物）；一有火灾就必须立刻把它们运到现场。
我们还决定每月开一次讨论会，讨论和交换我们所想出的有关防火的意见和想法，这些对我们在救灾时或许有用。
消防队的作用不久就很明显了。
愿意加入的人大大地超过了我们预想每队的适当人数。
因此，我们就建议他们另外再组织一个，他们照办了。
这样新的消防队组织一个接一个地多了起来，大多有房产的居民都加入了进来，真的有如雨后春笋！截止到我写本文的这个时候，这个叫做“联合消防队”的组织已经有50多年了，现在它还很活跃，即使第一批队员大部分都已过世，只剩下我和另外年纪较我长一岁的人还在。
队员因不出席每月的例会而交纳的小额罚金都用来购置救火车、消防梯和其他对消防队员有用的器械。
我猜想世界上的其他城市没有比费城扑灭火灾更为迅速的了。
事实上，自从组织了这些消防队后，费城从未有过烧毁一两间住房以上的大火灾了，通常也只在起火的房屋烧掉一半以前，火焰就被扑灭了。
1739年，怀特菲尔德牧师从爱尔兰来到我们这里，他是那儿的著名的巡回传教士。
一开始他还被允许在这里的某些教堂传教，但是牧师们相当讨厌他，不久就禁止他在我们这讲道了，所以他就不得不在露天场合传教了。
千千万万不同教派的人都去听他传道，我也是其中之一。
他的演说对听众具有非常巨大的影响，而且尽管他常常辱骂他们，说他们天生是一半畜生一半魔鬼，但他们还是非常赞美他和尊敬他。
这点我真是有点百思不得其解。
他的传教对我们当地的风俗习惯的变化起了极大的作用，真令人惊叹！原来我们这些人认为宗教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现在全转变过来了，好像人人都是宗教迷了；每当夕阳西下，假如这时候你到城里各处走一遭，就会听到每条街上，每个家庭都在唱赞美诗。
露天集会常受天气的影响，很不方便，所以就有人提出了建造教堂的主张，这主张一提出，筹款人一定，马上就筹到了购买地皮修建教堂的足够款项。
这个教堂长100英尺，宽70英尺，面积大约与威斯敏斯忒教堂相当。
这项工程做的热火朝天，建得相当神速，短时期内便完工了。
全部房产一概归教堂董事会管理，并且明文规定，不管是信仰何种宗教的教士要对费城人民传教时都可以使用该教堂，因为该教堂的修建原不是为了某一教派的方便而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
所以假使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兰教要派一个传教士向我们宣扬伊斯兰教，他也可以使用这个教堂。
怀特菲尔德先生离开我们以后沿路布道，经过各个殖民地直到佐治亚，佐治亚的殖民地刚建不久，那里的移民大多不是吃苦耐劳的庄稼汉，惟一不得不忍受垦殖艰苦的是那些破产的商人以及他们的家属还有其他的破产的债务人。
其余的便是一些好吃懒做的或者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人，这些人住在荒天野地后因为不善垦殖，不能忍受开荒的艰苦生活，大批地死亡了，留下了一大群孤苦无依的儿童。
看到这种悲惨的情况后，怀特菲尔德先生仁慈的心大受震动，就想在那里开办一个孤儿院来抚养和教育这些孩子。
因此他就北上宣传这一慈善事业并且募捐，因为他仁慈的心，他的天才的演讲，听众除了心悦诚服地慷慨解囊别无他法，我就是其中一个。
所以他募集了大量的捐款。
我并不反对他这个计划，但是因为佐治亚在那时缺乏建筑材料和工人，有人提议花钱把材料和工人从费城运过去。
我想假如把孤儿院建在这里，把孩子们接过来不是更好吗？
于是我就向他提出这个建议，可是遗憾的很，他还是坚持原先的计划，不听我的劝告。
因此我就拒绝捐款。
不久后我有一次偶尔听到他为筹款而布道，就暗地里下了个决心一个小钱也不给，那时我口袋中有少量的铜币，3、4块银圆和五块金币。
当他讲的时候，我开始软化了，我决定把铜币给他。
接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又使我感到惭愧，觉得铜币太少了，就决心把银币给他，但是当他结束时，我把口袋里的钱如数倒入捐盘中，包括金币和其他的一切。
同时听道的还有我们社团的一个会员，他也像我一样不赞成在佐治亚修建孤儿院，他猜想也许会被感动而捐款，所以为了预防起见，他从家里出来之前把口袋里的钱全倒出来了。
但在传道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十分想捐点钱，他就请站在他旁边的一个邻居借钱给他捐。
但是不幸的是他的邻居也许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完全不为怀特菲尔德先生的演讲所动，并且说：“在任何时候，霍布金逊兄，您要借多少，我都借给你，但是现在不行，因为您好像中了蛊惑了！”
怀特菲尔德先生的某些对头故意宣称他是想把这些捐款占为己有，但是我和怀特菲尔德先生很熟（他常叫我替他印刷讲道文，日记等），我从不怀疑他的诚实廉洁的品质，直到今天我仍坚信他的所作所为是诚实的。
我想我为他作证，人们应当更加相信，因为我和他不属于同一教派。
虽然他也曾经为我的改变信教而祈祷过，但是这祈祷好像从来没有奏效过，但这丝毫没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关系仅仅是一种世俗的友谊关系，双方都诚恳相处，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他死为止。
接下来的事例或许可以说明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世俗的友谊，他有一次从英国到了波士顿，写信给我说不久要到费城来，但是不知道在费城的逗留期间内可以在什么地方落脚，因为他听说从前招待他的老朋友贝内舍先生已经搬到日尔曼镇去了。
我在回信上说：“你知道我的住址，假如你不嫌简陋的话，欢迎光临！”
他回信说：“假如你是看在基督的面上愿意竭诚招待我，上帝一定会祝福酬劳你。”
我回答他说：“不要把我弄错了，我不是看在基督的面上而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们的一个熟人知道后开玩笑道：“按圣徒们的习惯，他们受了别人的恩惠的时候，总把人情记在天上，不愿说他们自己领了情，而你呢，却偏把它记在地上”。
上次在伦敦遇见了怀特菲尔德先生时候，他跟我谈起了孤儿院房屋的问题，他说他打算把这些建筑用来开办一所大学。
他讲话时声音洪亮清晰，每字每句的发音十分清晰，站在老远的地方也可以听得清楚他的话，特别是不管他的观众多么多的时候，人们都鸦雀无声地听着。
有天晚上他站在法院台阶上面传道，法院位于市场街中段和第二街西段，这两条街成直角。
当时两条街上远远地站满了人。
我站在市场街的末端，我想知道他的声音究竟可以传得多远，我一直向河边向反方向走，我发现他的声音一直到离前街不远的地方还可以听得清楚，当我跑到前街时，街上的嘈杂声才把它盖住了。
当时我就想：假如以我和他的距离作一个半圆，当中站满听众，假定每人占地两平方英尺，我算了一下，至少有30000人可以听到他的讲话。
这时我才相信报纸的记载说他曾经在旷野里对25000人传道。
古代历史中也曾记载着将军们向全军作全军动员的演说，过去我也将信将疑，这时我终于相信了。
因为我经常听他讲道，我能很好地分清哪些是他刚写好的说教，哪些是他在旅行中已经讲过多次的稿子。
因为讲过很多次，他用后一类稿子传教的话讲演的效果就会很好。
每个词的重音和每一句的重音把握的十分恰当，声调抑扬顿挫，十分优美，即使一个人对他演讲的内容不感兴趣，也会对他那种语调感到赏心悦目，这种赏心悦目恰如优美的音乐带给我们的感觉一样。
这是云游牧师比住家牧师有利的地方，因为后者不能反复使用同样的一篇稿子来说教，籍此来改进他演讲时的声调和姿态。
他偶尔发表的一些文章却大大地助长了他对手的气焰。
假如在演讲时不小心说错了或者甚至提出了错误的观点，以后还可以解释，或是因上下文的关系而对它的意义加以限制，或者直接加以否认；但是文字的证据是很难磨灭的。
他的对手就猛烈地攻击他的文章，他们的批评似乎也很有道理，这样他的信徒就减少了，他们的人数也不再增长了。
因此我认为假如他不曾发表什么文章，他的信徒一定会多得多，他建立的教派一定会更重要，同时他的声誉即使在他死后也许还会不断增长，因为没有文章就没有什么证据，也无从加以谴责和毁谤，他的信徒们就可以任意想象他具有一连串的优秀品质，因为他们热烈地崇拜他，当然希望他具有这些高贵品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