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德高望重博学多才的洛根先生，他一直是教友会教友，他写了一封致教友会教友的公开信，在信中他支持修建防御性工事，并且言之有理，持之有据。
并且交给我60镑为炮台去购买奖券，并且言明如果彩票中奖，奖金全部捐作修建炮台之用。
关于防御性工事，他随后告诉了我一个关于他以前的东家威廉潘的故事。
他年轻的时候，跟着他的老板威廉潘从英国漂洋过海来到美洲，那时他只是个秘书。
碰巧那时是个狼烟四起的多事之秋，有一只武装了的船紧紧地追赶着他们的船，他们猜想那是一条敌船。
船长于是下令开始准备抵抗，但他告诉威廉潘和他的教友会随从说，不指望得到他们协助，他们可以呆在甲板上也可以躲到舱里。
于是他们都下去了，只有詹姆士洛根一个人留了下来，他宁愿呆在甲板上。
船长就命令他看守一尊炮。
这个假想的敌船，实际上是一只友好的船只，所以没有爆发战争。
但是当这位秘书下去报告消息的时候，威廉潘严厉地责备他的行为，说他违反了教友会的教规，参加船的保卫工作，特别是因为船长并没有要求他这样做。
威廉潘当着众人的面责骂他，惹恼了这位秘书，他说：“我是你的仆人，你为什么不命令我下去呢？
但是当情势危急时，你很乐意我留在上面协助保卫船只啊！”
州议会中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教友会的教友，而且一向都是教友会教友，我在议会多年，常常看到当国王命令他们通过增加军费预算时，由于他们原则上反对战争，所以他们做决定的时候左右为难。
因为，一方面，他们不愿意得罪英王政府而直接了当地拒绝拨款，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顺从国王的意旨，违背他们的原则，而触怒他们教友会的朋友。
因此他们想出各种各样的托词来推脱，而每当无处可逃非顺从不可时，他们就会想出各种欲盖弥彰的方法来。
最常用的方法是“供国王的应用”的名义下通过拨款，但从不过问该款的具体用途。
但是假如请求拨款的命令不是直接从国王那来的，这个借口就不太适用了，他们就不得不另外想出一些花样来。
比如，新英格兰的政府因缺乏火药（我想是为了防守路易堡）请求宾西法尼亚拨给一些火药，托马斯州长极力主张州议会应当加以援助，但是州议会无法明目张胆地拨钱给其买火药，因为火药是战争的要素之一，但是他们可以在支援新英格兰购买粮食、面粉或其他粒状物的名义下拨款3000英镑，款项由州长掌握。
有些参议会议员想给州议会更多的麻烦，劝州长不要接受这笔款项，因为它不符合要求，但是州长回答说：“我接受这笔钱，因为我了解它的实际意义。
所谓其他粒状物就是指火药。”
因此他拿来购买了火药，州议会也从不反对州长这样处理。
在我们消防队里，当我们担心购买奖券的议案不能通过时，我就想到了这件事，我对我的朋友辛格先生（我们的一个队员）说：“假如我们的提议通不过的话，就让我们提议用这笔钱来购买一架防火机器吧，教友会教友不会反对这件事的，接着你就提我的名，我提你的名，我们俩就组成委员会去购买，到时就买他一尊火炮，这当然也是一架“防火机器”呀！”
他说：“你在州议会呆了那么久，终于也有进步了。
你这双关的计划简直可以与他们的‘粮食或其他粒状物’相媲美了”。
教友会把反对任何战争作为他们信守不渝的一条原则肯定下来并把它向社会公布出去了，虽然在后来的活动中他们改变了主张，但是当时这些反战原则已经有言在先，所以不可能轻易地推翻它，免得在公众中落个出尔反尔的形象。
教友会的进退维谷的窘境让我想起了我们中间的一个教派，叫做德国浸礼会，他们采取了一种在我看来是比较审慎的态度。
这个教派成立后不久，我就认识了它的创始人之一的迈克尔魏尔菲。
他向我诉苦说，其他教派的狂热信徒无端地诬蔑他们，说他们有一些令人憎恶的信条和习惯，其实这完全是无中生有。
我告诉他说，这对新教派是常有的事，为了消灭这些无端的污蔑，最好就是把你们的信条和教规公布一下。
他说，这样的建议在他们中间也曾经有人提过，但是因为下面的缘故他们不愿意这样做。
他说：“当我们这一教派刚成立时，蒙上帝的启示，使我们看到某些过去我们认为是真理的教条现在实在是谬误的，而有些我们过去认为是错误的现在看起来却是真理，上帝不时指引着我们，我们的教规在不断地改进，我们的错误在不断地减少。
但是我们不敢断定我们的进步就已经登峰造极，我们心灵的或神学的知识就已经尽善尽美了。
我们担心假如一旦把我们的教规公布的话，我们日后会受之束缚和限制，这可能会使我们不再愿意加以改进，而我们的子孙将会更加如此，因为他们会觉得他们祖辈创立的遗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应当信守不渝的。”
一个教派有这样谦逊的品质恐怕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吧！其他的教派总是以为自己真理在握，认为持有不同见解的人是完全错误的。
像一个在漫天迷雾中行走的人一样，在他看来，他前面不远处的人完全是沉浸在大雾中，他后面的和两边的人也是如此，而他觉得自己周围是完全清晰的，没有被大雾包围，但实际上他跟其他人一样都在大雾中。
为了避免陷入这种进退维谷的窘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教友会教友辞去了州议会和政府中的职位，他们宁可放弃他们的权利也不愿在原则上让步。
按照时间的先后来说，我早就应该提下面这件事了。
1742年我发明了一种“壁炉”，冷空气在进入的过程中就被烘热了，因而这种壁炉能够更好地使房间变暖同时还可节省燃料。
后来我就制造了一个模型送给我的一个老朋友罗伯特格雷斯。
他开了一家铁匠铺，他发现制造这种壁炉的铁板会有丰厚的利润，因为买这种壁炉的人越来越多了。
为了推广销路，我撰写并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定名《新发明的宾西法尼亚壁炉说明书：本文特别说明它的构造和使用方法，证明它较其他的取暖方法的优点，驳斥一切反对使用这种壁炉的议论》。
这本小册子发行后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托马斯州长非常喜欢书中介绍的这种壁炉的结构，他甚至提议在若干年后给我专利权，但是我不想取得专利权，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心里一直坚持这样的原则：既然别人的发明给了我们巨大的便利，我们也该乐于让别人享用我们的发明，并且我们应当无偿地把我们的发明贡献给世人。
但是，伦敦的一个铁器商人从我的小册子里窃取了许多东西，并把它改成自己的东西，只是在我的基础上做了些小小的变动，这些改动使得壁炉的效力降低了，他就在伦敦获得了专利，据说，他因此发了一笔不小的横财。
别人从我的发明当中剽窃专利权已不仅限于这一个例子了，虽然有时候他们也不一定会获得成功，但我从不愿跟他们争讼，因为我自己无意利用专利权来获利，我也不喜欢争吵。
这种壁炉的推行，不管是在宾西法尼亚或在附近的殖民地，都给人们节约了大量的燃料。
战争结束了，因此军事训练的工作也结束了，我的精力就转到开办学院这件事上来了。
我的第一部计划是邀请我朋友中的一些积极分子参加这个计划，其中有相当数量是社团的会员；第二部是编写和发表一本小册子，叫做《有关宾西法尼亚青年教育的建议》。
我把它们免费赠送给居民中有些地位的人，过了些时候我认为他们都已经看过这本小册子了，因而在思想上都有些准备了，我就为开办和维持这所学院开始募捐。
捐款在5年内分5次缴纳。
这种分期缴款的办法，我认为可以使得认捐数目大一些。
事实上我相信也是如此，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认捐总数不下于5000磅。
在这些计划的前言中，我指出它的出版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许多爱国绅士共同努力的结果。
照我做事的一贯作风我不愿把自己当作公益事业的发起人公布出去。
为了尽快地实现这个计划，捐款人从他们自己中间推选了21个理事，并且指定我和当时的首席检查官法兰西斯先生替这个学院起草一个组织规程。
规程拟订好了，校舍租好了，教师也请好了，我记得学校就在那一年（1749年）开学了。
学院的人数不断地增加，原来的校舍很快就不够用了，当时我们正物色一块位置适中的地皮，打算修建校舍，但是这个时候上帝突然赐给我们一所现成的大厦，只须稍稍修改，就可以用。
这就是上面提到过的怀特菲尔德先生的信徒们出资修建的大教堂。
我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校舍。
我记得当初这所大教堂是由许多不同教派的人出资修建起来的，所以在推选保管该项房地产的理事时，规定不许任何教派占有优势，免得日后有人利用这种优势，把整所房屋拨给某一教派独用，而违反修建这所教堂的本意。
因此他们每一个教派中都推举了一个人出来，即圣公会一人，长老会一人，浸礼会一人，弟兄会一人，等等。
如果因死亡有空缺时，就由理事会从捐款人中推选一人给补上。
碰巧这位弟兄会的理事和其他理事不和，在他死后理事会决定不再选弟兄会的人做理事了。
但是问题就出现了即在推举新理事的时候怎样避免一个教派有两个理事呢？
理事们提出了几个候选人的名字，但是因为上述那个原因都没有被通过，后来一个理事提到了我的名字，他说我是一个诚实的人，不属于任何教派，这样才说服了其他的理事，他们就推选了我做新理事。
理事们当年修建教堂时的那股热情早就烟消云散了，理事会无法找到新的捐款来偿付地租和其他与教堂有关的债务，因此对教堂的发展感到忧心忡忡。
现在我是两个理事会的理事了，既是教堂的理事也是学院的理事，因此我就有个很好的机会跟两方面的理事们商谈，最后使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
按照这项协议，教堂理事会把教堂让渡给学院理事会，后者承担偿还清债务的责任，不过要遵照修建该教堂时的原意，永远在教堂里划出一大间会堂听任传教士们的不时之需，并开办一所免费的供教育清贫弟子所用的学校。
于是双方订了合同，学院理事会付清了债务以后，就接管了教堂的房产。
我们把高大的教堂分成了两层，每层又隔成若干房间作为教室。
另外又买了些地皮，整个场所不久就合乎我们的要求了。
学生们不久就搬进了这所大楼。
所有跟工人定合同、采购物资和监督工程等工作都落在了我肩上，可我还是很乐意去做这些工作，特别是因为它们并不和我的业务冲突。
因为一年前我已经和我的一个伙计合了伙，他叫大卫荷尔，非常能干、勤勉、诚实，他替我做了4年，所以我很了解他。
他担负了管理印刷铺的一切工作，使我得以抽身做其他的事，并按时付给我应得的红利。
这一关系维持了18年之久，对双方都有无尽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