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2
过了些时候，学院理事会从州长那领得了一张执照，组成了一个社团，从英国寄来了大量的捐款，地主们也捐了土地，州议会到现在为此也捐献了不少资金，理事会的基金多了起来。
现在的费城大学就这样成立了。
我从开始一直是其中的一个理事，到现在快40年了。
看到许多青年在这所大学里受到教育，能够以卓越的才能显名扬姓，成为社会和国家的栋梁，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正如前面所说的，我摆脱了私人业务的经营，当时我自认为已经获得了一笔财产，虽然数目很有限，但足够使我在未来的一生中获得空闲的时间来从事哲理的探讨和欢度晚年。
我从思朋斯博士那里购买了他全部的仪器，他是从英国到美洲来讲学的。
我很快着手做电学的实验。
但是公众却认为我是个悠闲人，因而就抓住我来做事，政府各部门几乎同时要我效劳。
州长任命我为治安推事；市政府选我做市议会议员，不久以后又选我做市参议员；全体人民又选我为州议员，在州议会中代表他们。
州议员这个职位特别使我乐意，因为我厌倦了孤坐一旁听别人辩论的处境了。
作为州议会的秘书，我不能参加辩论，而这些辩论又是多么的枯燥无味，我不得不在纸上画画数字方阵表、圆圈或是其他的任何东西来解闷。
而做了州议员就不同了，我认为在这个职位上我可以作出我更大的贡献。
当然，如果说我对这些荣誉无动于衷的话未免有点虚伪，这些社会地位对我这样出身低微的人来说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我确实感到很光荣，特别使我感到高兴的是这些职位代表着社会舆论对我的自发称赞，完全不是靠我自己沽名钓誉得来的。
治安法官我试着做了一下，我出了几次庭，也开庭听人诉讼，但是我发现要做好这个工作仅凭我那点肤浅的习惯法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我渐渐避开这一职务，我的借口是我不得不在州议会中履行更重要的任务。
每年我都当选州议会，连任10年之久。
我从不请求任何选举人投我的票，也从不间接地表达我要求当选的愿望。
在做州议员时，我的儿子当了州议会的秘书。
接下来的一年，我们要与印地安人在卡莱尔谈判，州长送了个咨文给州议会，建议州议会从议员指定几位议员同参议会中的一部分参议员共同组成一个谈判委员会。
州议会就指定了我和议会长（诺里斯先生）去，我们就奉命去卡莱尔会见了印地安人。
印地安人十分好酒，喝醉了酒后就发酒疯，吵吵闹闹，无法无天，不守秩序，所以我们严格禁止卖任何酒给他们。
当他们为这禁酒而抱怨时。
我们就对他们说，如果在谈判期间不喝酒，谈判结束后我们愿意给他们大量的甜酒。
他们答应了，也遵守了这一约定，因为他们除此之外买不到酒，所以不得不遵守。
谈判进行得很安静，很顺利，结果也让双方满意。
谈判结束后，我们遵守前面的约定给了他们甜酒，这是在下午。
他们男女老幼加在一起大约有100来号人，住在城外临时性的四合院型的木屋里。
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委员们就跑出去看个究竟。
我们看见四合院的中央燃起了一个熊熊篝火，他们男男女女全喝的酩酊大醉，互相叫着，打着。
在昏暗的篝火下，隐约可见他们半裸的淡黑色的身体，他们互相追逐着，拿着火把相互殴打着，口中发出可怕的喊叫声。
这种情景让我们想起了想象中的地狱。
喧嚣嘈杂声经久不息，我们没办法，回到了我们的寓所。
午夜十分，几个印地安人跑来，像打雷一般地敲我们的门，要求更多的甜酒，我们理都不想理他们。
第二天，他们发觉他们的行为过火了，不该打搅我们，所以派了3个酋长来道歉。
声称他们错了，但是却把错误推到甜酒身上，接着又设法宽宥甜酒，说：“创造万物的大神使得物各有其用，既然神指定某种东西有某一用途，不管这用途是什么，就应该照着来用。
当神创造甜酒时，神说：‘这酒是给印地安人喝醉用的’，所以我们必须执行神的旨意。”
是呀，照他们这样的逻辑，假如上帝的旨意是要消灭这些生灵，给垦殖者让出地方，那么看来甜酒很可能就是老天注定的手段和方法了。
它已经消灭了所有以前住在沿海一带的部落了。
1751年，我的一个好友托马斯邦德医生想要在费城开办一所医院（一个非常好的主意，有人说这个计划是我想出来的，但是这确实是他的主张），以便收容和治疗穷苦无依的病人，不问是否是本州的居民或是外地人。
他热诚而又积极地为这一计划募捐，但是因为这样的计划在美洲尚属首创，人们还不是很了解它，因此他的努力收效不大。
最后他到我这儿来，恭维我说，他发现了一个要实现公益事业的计划，没有我参加就不行。
他说：“因为我去向人们募捐，人们常问我：‘这件事你跟富兰克林商量过没有？
富兰克林怎么说？
’当我告诉他们我还没有跟你谈过，因为我认为这件事多少有点非你所长，他们就拒绝捐款，只说他们将考虑这个计划。”
我问了他这个计划的性质和可能的用途，他的回答让我觉得非常有益。
我不但自己捐了钱，而且热诚把这计划解释给人们听，劝他们捐款支持这一计划。
不过在向人们募捐之前，我在报上发表了有关这一计划的文章，以便让大家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在这样的事情上是我一贯的做法，但是他却忽略了这一关键的一步。
后来人们捐款比开始踊跃多了。
但是不久捐款就越来越少了，我知道如果州议会不加以援助，光靠民间的捐款是不够的。
因此我就主张申请州议会津贴，接着就这样行动了。
代表乡村的议员们起初并不赞成这个计划，他们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的观点，说这样的医院只对城里人有好处，因此应该完全由城里的市民出资来开办。
同时他们也怀疑究竟有多少市民赞成这样的计划。
和他们观点正相反，我倒认为，它受到市民的普遍欢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们已经募到了2000多镑的捐款。
可他们还是认为我的想法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我的计划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形成的。
我请求州议会允许我提出这样一个议案，即按照捐款人的要求让他们组成一个社团并给一些津贴。
州议会允许我这样提出主要是考虑到如果他们不喜欢就可以把它否决掉。
我将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条款当作一个条件提出来即：“当这一议案被州议会通过时，捐款人应组成一个社团，选出理事和司库，将募集起来的两千镑的基金（年息作为上述医院免费对穷苦病人提供食物、看护、诊治和医药所用）并向州议会议长提出适当的证明，州议长依法签字并通知州司库付与上述医院司库2000镑，分两年付清，每年一次，作为开办修缮和装修之用。”
这一条件使得该议案获得通过，因为原先反对拨款的议员现在认为他们可以不费分文地获得慈善家的美名，他们就赞成了这议案。
后来，在向人们募捐的时候，我们强调该议案中的有条件的诺言，这样人们就更乐于捐助了，因为每人的捐款将变成双倍。
这样这个附带条件在两方面都起了作用。
因此捐款的总数没多久就超过了规定的必需的数目，我们提出获得政府津贴的要求，这一要求被接受了，这就帮助我们提早实现了这一计划。
不久我们建造了一所适宜而又美观的大楼。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医院对人民是有益的，直到今天它还很兴旺。
在我毕生的政治计划中，没有一桩事情的成功，按我的记忆，在当时能给我这么多的快慰，或者事后回想时，我也能原谅我曾经耍过的一个小小计谋。
大概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发起人吉尔伯特谭那德牧师，来看我要求我帮助他募捐兴建一所新的教堂。
这所教堂将归他手下的长老会使用，他们原来是怀特菲尔德先生的门徒。
但我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我不愿意过分频繁地向市民们募捐，致使他们对我不满。
后来他又要我提供一张名单，列举以往在募捐中我认为是慷慨好施，热心公益事业的人的姓名。
这样的名单我也拒绝给他，因为这些在以往募捐中好施的人们好心地答应了我募捐的请求，捐了款以后，我却把他们指出来使他们受其他募捐人员的纠缠，那我就太不讲道理了，所以这样的事我决不能做的。
后来他要求我至少给他一些忠告，“这个我倒很乐意”，我说，“首先，你先向那些你知道一定会出钱的人募捐，第二，向那些你不知道究竟会不会捐款的人募捐，并把那些已经捐了钱的人的名单给他们看，最后，也不要忽略那些你认为不肯出钱的人，因为其中有些人可能你会看错的。”
他笑着向我道了谢，他说他愿意接受我这些劝告。
他真的按我所说的做了，向每个人募捐了，结果是他得到捐款的总数比他预料的多得多。
他用这笔钱在拱门街修建了一所宏伟而又十分华丽的教堂。
虽然，我们的城市规划的很美观整齐，我们的街道既宽且直，纵横交错，但是不幸的是这些街道年久失修，路面已经坏了，每逢雨季，沉重的马车就把路面碾得泥泞不堪，使人裹足不前，而晴天里尘土飞扬，让人难以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