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关于车辆和马匹损失的消息普遍传开以后，所有的主顾都向我索取由我作保的赔偿费。
他们的要求使我大伤脑筋，我告诉他们赔偿的款项已经在军需官的手中了，但是付款的命令必须来自薛力将军，我向他们保证说我已经向薛力将军发出了赔偿申请，但是因为他在很远的地方，我们不能立即得到回复，因此必须要有耐心。
但是，这番话还是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有的人已经开始向我提出诉讼了。
最后薛力将军终于把我从这可怕的处境中拯救出来了，他委派了几个委员来审查各人的要求，并支付赔款。
赔款总数已达两万镑之巨，如果这一切都要我来承担的话，我非破产不可了！
在我们接到失败的消息之前，有两位邦德医生带着募捐册来向我募捐，以便集资举办一次盛大的焰火晚会，准备在我们收到攻下杜肯堡的捷报之后狂欢庆祝。
我表情严肃地告诉他们说我认为当我们收到了确切的消息以后，需要举行狂欢庆祝时再来筹备也不迟。
对于我没有立即赞同他们的建议，他们表现得很惊讶，其中一个人说：“呀，你总不会认为我们连这样的炮台都攻不下吧？
！”
“我并不认为我们攻不下，但是胜败很难预测呀。”
接着我就告诉他们我之所以怀疑的理由，募捐也就此作罢，因而，他们总算躲过了一场让他们懊恼的事。
如果他们买了烟火，他们定会悔恨交加的！后来在另一个场合，邦德医生说他不喜欢富兰克林的不好的预感。
在布莱德多克将军失败之前，莫里斯州长不断地跟议会摩擦，一个咨文接一个咨文地宣读，企图迫使州议会通过州防备经费的法案而免征地主的财产税，他否决了州议会所有的议案，因为它们没有免除征收地主财产税的条款。
现在危险更大了，加强州的防备的需要也更迫切了，所以他加紧向州议会施加压力，这样一来，他达到目的的希望也越来越大了。
但是州议会还是坚定不移，因为他们相信正义是属于他们的，如果他们让州长修改他们的财政法案，他们的权利无疑将受到严重的侵犯。
在最后一批议案中有个议案，拨款五万镑，的确州长建议只改动一个字，原来的议案说：“一切动产和不动产都得征税，地主的财产亦然，”州长把“亦”改成了“不”字，修改虽然不多，但意义却有很大的变化。
我们一直把州议会对州长咨文的答复寄给我们英国的朋友。
当军事失利的消息传到英国后，这些朋友就哗然了，指责地主们不应该对他们的州长发出这样卑鄙的不公正的咨文？
熏既然他们阻碍了州防备，那他们就没有权力再管理殖民地事情了。
州长们考虑到舆论的压力，就命令他们的财务总管从税收入中拨出5000镑，也不管州议会在这个目的上通过多大数目的经费。
这样，接到这样的通知后，州议会就接受了这五千镑作为他们应缴捐税的代金，接着他们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议案，附有免税条款，于是议案就被通过了。
根据这个法案，我是处理该项经费的委员之一，拨款总额共有60000镑。
我一度积极参与了这项议案的起草工作，并积极使得它获得通过。
同时，我起草了一个建立和训练志愿者民兵的议案，并且在议会中很容易地获得了通过，因为在议案中我小心地保留了教友会的自由。
为了促进和民兵的必要的联系，我写了一篇对话录，尽我所能想到的一切关于反对民兵和驳斥民兵的观点都给予答复和解释，这篇对话录被印了出来，并且如我所想的，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当城市和乡村的几个民兵联队已经开始训练的时候，州长请我去办理西北部的边防，修建一系列炮台来保卫当地的居民，因为那里经常有敌人出没。
我承担了这项军事任务，尽管我不坚信我自己就一定胜任这个职务。
他给了我全权的委任状，给我一包空白的军官委任状，只要我觉得合适就可以颁发给任何人。
招募志愿者我倒是没有什么困难，不久我就招募了560多人，全归我统帅。
我的儿子，他曾经在对加拿大的战役中做过军官，是我一个得力的助手，并且帮了我很大的忙。
印地安人已经焚毁了哥纳登荷，一个兄弟派的教友会建立的村落，他们屠杀了那里的居民；这个地方，我认为是个建立炮台的理想位置。
为了向那里进军，我在伯利恒齐集了部队，伯利恒是弟兄派教友的主要所在地。
我非常惊奇地发现伯利恒的防御工事是做得如此的好，也许是哥那登荷的破坏使得他们预防陷入危险吧。
这个地方的房屋都是用栅栏围起来的，他们还从纽约购买了质地精良的武器设备，在他们高大的石头房子的窗户内他们还堆放了一些石头，以便在印地安人袭击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妇女们可以向那些入侵者扔石头。
武装了起来的教友们也保持安全警戒，他们也像其他驻防城市的守备队一样，有条不紊地轮班看守，交替休息。
跟他们主教施邦盖博谈话的时候，我提到了我对这里防御情况的惊讶，因为，我清楚他们获得过议会的特许，不用在他们的殖民地服军役，我原以为他们是十分真诚地反对当兵的呢，但现实情景好像并不是这样。
他回答我说，反对服兵役并不是他们的既定的教规之一，但是在那时却获得了议会的特许，所以人们就把这条看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信仰。
然而在这次的事件当中，使人们感到大为惊奇的是，他们中很少有人坚持这一原则。
这样看起来，好像他们有点自欺欺人，或者他们骗过了州议会；但不管怎么说，眼前的危机和常识或许能解释这样反复无常的念头。
在一月初，我们就开始着手修建炮台了。
我派了一个特遣队到明尼斯克去，在那里的一个高地上修建一个保卫安全的炮台，接着又派了一支到较低的地方修建炮台；随后我自己带着其余的人马向哥那登荷前进，那个地方实在需要修建一个炮台。
那些弟兄派的教友们就替我们准备了5辆马车来运我们的工具，食物和行李等东西。
就在我们要从伯利恒出发的时候，有11个农民跑来找我们，他们刚被印地安人从农场上赶了出来，因此他们请求我们能给他们一些火药武器以便他们能够从印地安人那里夺回牲口。
我给了他们每人一枝枪和一些火药。
我们还没走几里路，天就开始下起雨来了。
而且持续下了一整天；路上我们也没有什么躲雨的地方，直到快到晚上的时候我们来到一个德国农民的家里，在他们家的谷仓里，我们挤作一团，浑身上下没一处是干的，就像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还好我们一路上都没遭遇敌人的进攻，因为我们的武器十分简陋，而且我们的士兵都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枪杆保持干燥。
印地安人有个独特的办法保持枪械的干燥，而我们却没有。
当天，我们前面提到的那11个可怜的农民和印地安人遭遇了，他们中有10个被杀了，只有一个人侥幸逃了出来，那个人告诉我们他们的枪被雨淋湿后开不了火，他和他的同伴们因此吃了大亏。
第二天天晴了，我们继续我们的行军，不久就到达了寸草不生的哥那登荷。
那里有个锯木厂，在它附近还剩了几堆木头，我们就用它们搭建了我们简易的兵营；在这样严酷的季节里建些房屋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我们没有帐篷。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妥善地安葬那些死者，以前人们总是草草地掩埋他们的。
第二天上午，我们就为修建炮台指定了一个计划，并且开始付诸行动，我们选择了一个炮基，这个炮基需要长450英尺，这就需要455根紧密排列的栅栏，每根栅栏由直径一英尺的树干制成。
我们共有70把斧头，立即开始了伐木工作，我们的士兵都是伐木高手，所以伐木的速度非常快。
看到伐木的速度是如此之快，当两个士兵开始砍一棵松树的时候我不禁好奇的掏出表来看，不到6分钟他们便把树伐倒了，我发现那棵树的直径有14英寸，每棵松树都可作成3根18英尺长的栅栏，栅栏的一端削尖。
当我们的伐木工作进行时，其他的士兵挤在四周挖掘了3英尺深的壕沟，以便把栅栏插入土中。
我们把马车的车身拆了下来，拔掉连接前后两段辕杆的钉子，把前后轮分开，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10辆马车了，每辆有两匹马拖拉，把栅栏从森林运到工地上来。
当栅栏打牢以后，我们的木工沿着栅栏用木板建了个搭脚，离地大概有6英尺高，以备士兵站在上面从枪眼处向外射击。
我们还有一门旋转大炮，我们可以调整他的角度，当它被安装起来我们就开了炮，目的是让印地安人知道，假如他们有人在附近听到了的话，我们有这样的装备了。
这炮台，假如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如此雄伟的名字配上如此简陋的栅栏在一星期之内终于完工了，虽然每隔一天就倾盆大雨，使得士兵们无法进行工作。
这给我提供了一个观察的机会，当人们工作的时候，他们的状态非常好，在他们工作的时间里，他们性格温和心情愉快，而且意识到自己做好了一天的工作，在晚上他们就过得相当舒畅；但是当他们整天无所事事时，他们就会桀傲不驯，争吵不休，挑剔他们的伙食等等，这就使我想起一个船长的笑话来了，他有个规则就是他总是使他的水手们不断地工作着，有一次他的副手跑来告诉他说所有的工作全部做完了，还有什么事让他们做没有，这船长说：“哦，让他们去刷洗锚吧。”
这种炮台，尽管很简陋，但是对付没有大炮的印地安人，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安全据点了，这样我们万一碰到情况就有了一个退守的地方，因此我们就结伴搜索附近的地区。
我们没有遇到印地安人，但是我们发现了附近一个山头上他们窥视我们的一个场所，这些地方有个巧妙的装置，值得一提。
因为在冬天，烤火对他们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普通的火堆是生在地面上的，因此当生火的时候在远处的人们就会很容易发现他们。
他们于是就撅了一个洞，深3英尺，直径也是3英尺；我们可以看得出他们用斧头从森林里烧焦的木头上砍下木炭，把这些木炭放在洞底生火，我们还看得出来他们躺在地洞四周草地上烤火的痕迹他们的腿应当是伸进洞里保持脚板温暖的，保持胶版温暖对他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用这种方式生出来的火，人们发现不了他们，因为看不见火光，火焰，火星甚至烟都看不见。
看来他们的人数不是很多，因而看到我们这么多人，也不好对我们采取贸然的袭击。
我们军中有个热心的长老会牧师稗逖先生，他向我抱怨说这些士兵都不来参加祈祷，也不来听他的劝勉。
当他们应征的时候，他们曾被允诺，除了饷银和伙食以外，他们每天还可得到一吉耳的朗母酒，每天都会按时发给他们，一半在上午，另一半在晚上发；发酒的时候大家都会按时来。
听到这里，我就对稗逖先生说：“作为一个牧师，要你去管理朗母酒有点屈就你的尊驾了，但是您如果等到祈祷完毕后再发酒，他们都会来的。”
他觉得这样不错，于是就接受了这一职位。
有几个人帮他倒酒，这件事进展得相当令人满意，祈祷会从未有人缺席，而且比以往更守时了；因此我想，与其用军法惩治那些不参加礼拜仪式的人倒不如用这种方法引导他们更好。
几乎我一完成这边的工作，刚把炮台里的粮秣等东西储存好，就收到了州长的来信。
在信中州长说他已经召集了州议会，假如边境的形式不再需要我操心的话就要我去参加会议。
我在州议会的朋友们也来信叫我回去参加会议，假如可能的话。
现在我3个主要的炮台修建工作都已经竣工了，人们也可以在炮台的保护下安心地在自己的农场里工作了，因此，我就决定回去。
更使人高兴的是，来了一个新英格兰军官，克拉彭上校，与印地安人作战十分有经验，碰巧来访问我们的据点，他也愿意接受这一职务。
因此，我就颁给了他一份委任状，在检阅驻军时，我向他们宣读了这一委任状并且把他介绍给了全体士兵，他在军事上的丰富的技巧和经验使我认为他比我更适合这个长官的职位。
对士兵们讲了几句劝勉的话以后我就离开了。
他们护送我到伯利恒，我在那里小住了几天以便缓解我所经历的劳顿。
第一天晚上，我躺在舒适的床上，难以入睡，因为这与在哥那登荷裹着一两条毯子睡在木屋里的地板上有着天壤之别啊。
在伯利恒逗留期间，我稍稍了解了一下弟兄会教友的情况，他们也派了些人来陪同我，他们对我都非常好。
我发现他们实行共产，在一起吃饭，一起住集体宿舍。
我在宿舍里看到在靠近天花板的墙上每隔一定的距离就开一个气孔，我想这些气孔应该是用来流通空气的。
我到了他们的教堂，在那里我听了美妙的音乐，他们用提琴、萧、横笛、竖琴等乐器同风琴一起演奏。
我也了解到他们讲道不像我们通常讲道，面对所有类型的观众，男人了，妇女了，孩子了等等；但他们的集会是分开来的，有时是面对已婚的男人，有时是面对他们的妻子，有时是年青的男子，年青的女人，还有小孩子。
我曾听他们向小孩子布道，男孩子们由他们的导师，一个青年男人领着，女孩们由一个年轻的女人领着，他们排队进入教堂依次坐在长凳上。
演讲似乎很适合他们的口味，讲时用的也是一种亲切愉快的口吻，仿佛在哄他们做乖孩子。
他们表现的非常有秩序，但是看起来脸色苍白，不太健康，这些使我怀疑他们是不是被关在屋子里太久了，缺乏足够的运动。
我调查了一下弟兄会的婚姻情况，看看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是由抽签决定的，但他们告诉我，他们很少用到这一方法，通常，当一个青年男子打算结婚时，他会向他班上的长者咨询，他又会同管理那些年轻女孩的年纪大的女士询问。
因为这些不同性别的年长的管理者对他们的年轻人的脾气性情都很熟悉，他们最能判断谁配谁最合适，一般来说，男女双方对他们的决定总体上还是感到满意的。
但是，假设说，假如他们认为有两三个年轻女人都同样适合一个青年男子，那时才使用抽签的办法。
我反对这样的做法，假如这样的匹配不是双方的相互选择，那么他们就会觉得很不幸福。
“可是就是让他们自己选择”告诉我这样情况的人说，“他们也会觉得不满意啊。”
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也不能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