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回头观察汉晋之间，若总结“驳议”的社会成就，整个两汉时期首屈一指的应是东汉的应劭（公元约153-196年字仲瑗汝南郡南顿县人东汉学者），而在晋代责无旁贷的则是傅咸（公元239-294年字长虞北地泥阳人西晋文学家曾任太子洗马尚书右丞御史中丞等职封清泉侯）。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应劭的能力才干，堪称博古通今，看他存世的三十多篇驳议文章，足可使人见识何为涉猎广泛，而他的作品不但融会贯通，并且条理清晰。再看傅咸，不但政治远见卓识，而且能够直言敢谏，尤其刚正不阿颇具威名，其弊端在于文辞略显奢华。至于陆机（公元261-303年字士衡吴郡吴县人）的《晋书限断议》，其中针对重要历史人物的断代见解，足见其人物的睿智和新颖，但行文有过多阿谀之词，不免损害文章风骨。他们每一个人的奏议确实各具特色，均在某一方面具备了比较突出的个性风格。
谈及驳议的内容、焦点及其起因，与其说是治国安邦的大政方针或对策战略，毋宁讲就是一种行动规划罢了。所谓“行动规划”，就是于采取某种必要行动之前，首先进行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并要求凡提出任何谋略方术者，不但要求说明理由，还要排查质疑问题，最终目的就是一旦获得采纳，不单能够即刻实施，尚且能够保证卓有成效的长治久安。因此，驳议制度作为保障王朝宫廷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和大政方针，其不单单苛求谨严务实，更需要在实施之中张弛有度。所以说，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主客观必须全面考虑的宫廷议对或群聊驳议，其中凡能够成为各色人等基本认同的理论依据，首推一举的必定是经书典籍。因此之上，凡驳议文章中的例举稽查，也就是将以往的历史性经典故事，变通成为今天的经验教训，进而也就要求在举例说理时候，贵在抓大放小、有的放矢……这就譬如伐木，目标直奔树木主干，不必费神细枝末节。那么落实到文辞造句方面，务必简洁明白，忌讳花里胡哨。若再进一步具体解说，凡议论祭祀，首先要熟悉礼仪存在的形式及其理由；凡论说军事，务必先要知道如何练兵；凡分析农业，起码应该熟悉稼穑农耕；凡断狱诉讼，更需要真正精通法规章程。唯有如此，无论面对何种方式方法的驳议，或言辞或笔墨，才能标本清晰，才能突出重点，才能文辞简约，才能保证义理周正，才能应对自如。在这里还需要提醒的是，像驳议制度下的奏议，其中真正展示智慧才华的地方，应在于尽可能用简单、明确、快捷的语言来表达个人的思路和提议，而不是通过华丽辞藻或繁文缛节来卖弄自我的博学多识和才华横溢。所以说，必须推崇以核心思想显著明确为其美妙，坚决摒弃以语句辞藻深邃隐晦为之奇妙……这才是“议”作为一种文章体例、体裁或书写格式的刚要所在啊。否则的话，如果长篇大论都是支离破碎、穿凿附会、思维奔逸的舞文弄墨，那么这里面事实越多就会越模糊不清，即便这里面拥有真正非常深刻的道理论证，也必定会埋没在繁文丽句之中啊。例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里面就有两则故事，格外发人深省。其中一个，讲述的是秦穆公将女儿嫁给晋公子，由于嫁妆太过丰盛，仅是随嫁的婢女就有七十多人，以至于晋公子贪恋婢女而冷落了公主；另一个也就是家喻户晓的“买椟还珠”了。比较这两则故事，虽然后一个看似更加愚蠢至极，但是两个故事的根本错误，其实一模一样。他们都是忽略根本目的所在，忽略了喧宾夺主终会导致本末倒置的不良后果啊。
文体中的“对”又是什么呢？单论通常在奏本中经常使用的“对”，一般指的就是对策和射策。对策是应诏陈述较大的政治谋略。射策是通过具体事例，应诏出谋划策，或说献计献策。其二者共性精要之处，都在于应对时必须要直指要害，要求如同一剑封喉一样。两者在名称上，虽然略有细微差异，但都隶属“议”的文章体例。古代帝王，在选拨人才时，主要考察的往往还是语言表达能力。所以到了西汉孝文皇帝中期，完全敞开了“举官选贤”的大门。当时，晁错就是以《举贤良文学对策》一文，而拔得头筹。到了汉武帝时期，朝廷选贤任能更加旗帜鲜明，像对策的第一名者，便可以提拔任用，而射策进入甲科者，准予授官入仕。显而易见，在当时的这样一种策士制度，才是刺激人才培养和选拔优秀人才的重中之重啊。回头再看晁错的《贤良文学对策》，其中借鉴古代教训引领现在未来，其间措辞十分精炼，而且思辨简洁通透，其之所以能够名列前茅，确实名副其实。另外，再看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其中灵活引用《春秋》经典，并依据阴阳演变，来评说时代变迁，之所以文繁理多，反而不显得芜杂晦涩，关键在于深入浅出且环环相扣。还有公孙弘（公元前200-121年字季齐地薛人布衣封侯官至丞相位列三公）的《举贤良对策》，尽管义理宽泛并没有锐意直陈，但语句简约而不离主题，兼有情景交融的特点，所以当时考官将其列为下第，而汉武帝亲自提升为第一。至于其他者，像西汉成帝时杜钦的《举贤良方正对策》《白虎殿对策》，尽管看似简单直白，却切中时弊而贵在务实，应属于有感而发，而与舞文弄墨无关。东汉时鲁丕的《举贤良方正对策》，言辞简朴爽朗，因气质儒雅而独中高第。以上五家，在议对文体中，应算是杰出代表吧。
步入魏晋以来，文风崇尚艳词丽句。像议对这种奏本，原来就侧重于实质内容而不拘谨于外在形式。所以时尚之下，若使用文辞富丽来表达事理道义，显然有失偏颇了。因此到了晋元帝时，一般秀才孝子不但都不愿意参加策试，甚至进入考场的应试者，有的竟然谎称生病而不敢对答。在如此社会环境之下，优秀作品也就更加难得一见了。据说在汉成帝鸿嘉二年，当朝廷宴饮博士时，便有野鸡飞临殿堂。而在晋成帝咸和六年，正值大殿策试秀才之际，偶见獐鹿出现堂前。如此异象怪事，神谕的只能是选拔人才内部必定存在失当之处吧。
归根到底，驳议侧重辨别是非，贵在各抒己见；对策关键弘扬道德，目的正大光明。其二者都需要精通政治权谋，所提出来的对策方略，究其根本必须符合经济实用。因此在这一类作品中，即便引经据典也不能脱离现实需求，以至于蜕变成为迂腐虚幻的高谈阔论；纵然巧言善辩也不能无视眼前急需，甚至于堕落成了尖刻乖离的自欺欺人。所以说，凡议对性的奏本，如果都能够像春风洋溢一样随有万物复苏，亦如洋流荡漾一般而不泛滥成灾，那么必将是王朝宫廷天大的造化美德啊。据此而论，真正步入仕途的高才大德，真是太难能可贵了呀！因为通常情况下，有的虽擅长实干，却疏于文采；有的文采奕奕，却不能脚踏实地。按说驳议或策士制度，最为理想的选拔对象，应该是通才或全才。然而，如果单凭以文取仕既可以达其目的者，亘古以来可谓鲜矣。
总而言之：议对应答呈殿堂，量才显能名四方；实事求是足堪用，繁文华章莫逞强。王朝兴替多少事，成败得失宫廷旁；高谈阔论循道德，博采众长自远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