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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二十四章 议与对的事宜(1 / 2)

 “周爰咨谋”(原诗大意:四处寻求出谋划策。)出自《诗经·小雅·鹿鸣之什·皇皇者华》。这首诗原本是君王派遣大臣,四处寻访贤达人士,征求治国方略。通过这样一种由上到下的行动而获得治国理政的意见建议,也就是本文所要讲“议”的内容。所以,这儿的“议”应属于因地制宜的时尚言论,依此能够满足解决现实问题的急切需要。

《周易·节卦》的象辞有:“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君子要敬畏数理的限制,参照对比,修养德行,谨慎举止。)另外,《尚书·周官》中则说:“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参考学习古代官场规则,规范自我言行,依此参政议政才不会迷途忘返。)由此可见,凡参政议政首先要懂得借鉴,而借鉴的首要问题就是懂得“节制”……这正是古代经典之中政治经验的精神所在啊。

春秋时期管仲讲过,轩辕黄帝之所以设置“明台”,主要方便各地域部落头脑聚在一起,共同谈论治理天下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像“议”这种自上而下的听政方式,可谓由来已久了。唐尧时代,洪水泛滥成灾,尧帝曾向担任“四岳”官职的大臣们,询问谁可以担当治理洪水的大任。虞舜在位时,也曾让大臣们推举可以胜任“百揆”官职的人选,并从中得到了“禹、稷、契、皋陶、伯益”等五名得力干将。到了夏商周三代,帝王开始直接到民间征求贤人理政,例如伊尹、傅说、姜尚等,都是由黎民百姓一步跨入王宫殿堂,并且举世闻名。

若讲述华夏历史上因“议”而闻名遐迩的故事,真的不胜枚举啊。《春秋·僖公二十一年》记载,宋襄公曾经被楚国拘禁,正是鲁禧公出面建议才得到释放,并最终成全了宋襄公的仁义名声。《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意欲在国内推行胡服骑射,殿堂之上与叔父公子成激烈争执再三,终于得到认同,从而公开推行。《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锐意改革,是与甘龙等辩议公堂后,才赢得了独树一帜。以上事例,都是于宫廷内部在涉及治国方略上的辩论争议。那时候,像这种殿堂之上进行公开讨论的方法方式,尽管还没有成为确立重大国策的法定规程,但通过这种形式所取得的历史成就,不仅仅是移风易俗,简直就是惊世骇俗啊。

进入汉代之后,国家确立了驳议制度。而“驳”这个字,单从字义上,是指马的毛色不一致,用在这里则指“异议较多、意见不统一”。在整个汉朝时期,无论西汉还是东汉,礼仪昭彰且制度谨严。又因为汉朝政府特别重视知识、德贤和才干,所以那会儿举国上下,无论在朝在野,凡堪称儒雅博学的名家贤士,俨然蔚为大观。正因为如此,每当朝廷提倡可以公开讨论并上疏各种参政议政的言辞文论之际,单是汇集朝堂之上者,经常是人言鼎沸,并且莫衷一是。然而,恰是在驳议制度的保障之下,不单是各路人才蜂拥而出,而且真知灼见更是频繁出现。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汉文帝时的博士贾谊,每当朝廷诏令议对,其他人员还没有想出对策出来时,年轻气盛的贾谊已经开始侃侃而谈了,众人唯有啧啧称道吧。所以说,贾谊擅长驳议的才能名声,由此可见一斑。再者,像吾丘寿王(字子赣复姓吾丘武帝时从董仲舒学《春秋》迁侍中中郎后获罪被杀)的《议禁民不得挟弓弩对》,阐明了民间储备弓箭的必要。韩安国(字长孺武帝初御史大夫)的《辨匈奴》,公开倡议对匈奴采取和亲绥靖策略。再者,像贾捐之(字君房贾谊曾孙)的《弃珠崖议》,极力阻止陈兵海南,以免引起连锁叛乱。另外,还有刘歆的《孝武庙不毁议》,坦诚申辩宗庙去留与列祖功德的影响。上述作品,尽管内容各异,而且文采不同,但他们都完全抓住了“驳议”文本的叙事要领。至于其他者,像东汉时张敏(字伯达东汉章帝时为尚书在和帝时拜司徒)的《驳轻侮法议》《复上书议轻侮法》与郭躬(字仲孙东汉章帝时为廷尉)的《议秦彭擅诛》,以及三国时期程晓(字季明三国魏人官至汝南太守)的《请罢校事官疏》和司马芝(字子华三国魏人官至大司农)的《议货钱》,还有晋代何曾(字颖考魏末为司徒晋初拜太尉)的“蠲出女之科”和秦秀(字玄良晋武帝时为博士)的《贾充谥议》等,他们这一些作品,都是据实陈情,而且意见中肯,均属于符合奏议主旨的部分杰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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