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周书》中有一篇《梓材》，主题是警戒政府做官的人们，要求他们不仅时刻心系民生安危，而且还要特别注意外在礼仪风貌。
在《梓材》一文中，当举例论证时，有这样一句话：“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涂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朴斫，惟其涂丹雘。”其大意是：如果建造居家房屋，不只是忙于砌砖垒墙，还要粉刷墙壁和盖好茅草房顶；如果用贵重木材做家具，不仅要求榫卯严丝合缝，还要粉刷上色彩油漆，加以保护和显示珍贵。
所以，从国家尊严考虑，对待任何人才就要像珍惜贵重器物一样，既要保证内在实际堪用，还要注重外在品质雅观。
因此，西汉孔安国说过：“为政之术，如梓人治材为器。”但是，近代的文官学士，通常只讲究外在的盛名荣耀，而不再深究内在的品德美善。
正因为如此，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感慨：“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其大意是说，文人自古至今不拘个人小节，很少有人单凭节操而立世扬名。
与曹丕同时代的韦诞（公元179年-251年字仲将汉末三国京兆杜陵人著名书法家）更是恣意诋毁当时的文人雅士。
于是，后来的评论家，与他俩的论调随声附和，并且一起唱衰人文，甚至归结成为
“文人们一概不拘小节”，俗称
“文人无德”。如此状况，岂不令人悲哀！纵观以往那些名声远扬的文学大家，例举存在于他们身上的瑕疵，众所周知的像司马相如携寡妇私奔，并收受贿赂；杨雄嗜酒不择室友，刻意阿谀谄媚；冯衍纳妾驱妻，多私寡恩；杜笃强人所难，心胸狭隘；班固攀附权贵，纵亲行恶；马融结党营私，贪财奢靡；孔融傲慢失度，狂言遭难；祢衡狂放不羁，秽语杀头；王粲锋芒毕露，急躁冒进；陈琳处事鲁莽，行径粗陋；丁仪贪婪成性，不择手段；路粹狐假虎威，鲜廉寡耻；潘岳勾结陷害，丧尽天良；陆机攀附权贵，屡遭讥嘲；傅玄妄自尊大，刚愎自用；孙楚躁动偏执，不自量力……诸如此类的人格缺陷或行为错误，发生在不同时代的文人作家身上，确实屡见不鲜，而且不胜枚举啊。
其实，自古以来，不仅文官雅士如此，并且将官武夫依然，尤其是发生在古代将军相国身上的拙劣故事，更加夺人耳目。
例如管仲背负盗窃恶名，吴起贪婪好色，陈平性情污秽，至于周勃、灌婴都曾经谗言诬陷他人……类似的劣性和污点，在其他朝廷命官身上，更是不可胜数啊。
若深入分析其中原因，其实也不困难，比如孔光（公元前65-5年字子夏曲阜孔子14世孙）贵为西汉宰相，尚且献媚汉哀帝宠臣董贤，更何况类似班固、马融和潘岳等位卑的小官吏呢？
另外，还有被当时民众骂为
“膏肓之疾”的王戎，身为西晋开国大臣，尚且卖官鬻爵，甚至吝啬成癖，又何况像司马相如、杜笃这种穷困卑微的文人小官，更不要说丁仪、路粹之类卑鄙无耻之徒了吧。
但是，孔光献媚丑态的自甘卑微，却无损于他还是有名的儒者；王戎吝啬的劣性骂名，也影响不了他在
“竹林七贤”中位置……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究其根本，就在于他们的学术成就和事业功绩，确实大大超出了他们本身品德的缺陷不足，从而缓冲了当时和后来者对他们的讥讽热嘲。
事实上，除了上述一些大家名流之外，再看忠君爱国的屈原、贾谊，和机敏警觉的邹阳、枚乘，以及仁孝忠厚的黄香（公元约68-122年字文强江夏安陆东汉官员24孝子
“扇枕温衾”故事主角）和安贫乐道的徐幹等，他们不仅仅是品德高尚的作家名士，甚至更像是洁白无瑕的珍宝美玉啊！
怎么能说一切作家必定都有过失和瑕疵呢？毋庸置疑，世间的才情气质，从来因人而异，所以存在各自身上的缺点、不足和错误，如果一个人不是出生即达到圣贤大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