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哲”高度，恐怕没有一个人一生一世符合十全十美的标准。因此，也就没有必要针对每个人都去求全责备了吧。
毋庸讳言，在世俗常情中间，人们对待帝王将相之流，往往因为他们权势地位的尊贵隆重，一般情况下总是忽略或原谅了他们的缺陷和错误。
但是。当人们对待文人作家之时，却又因为他们位卑官微，常常给予吹毛求疵一样的讥笑嘲讽。
这种由来已久的社会现象，并非属于一种什么出人意料的特殊文化时尚，恰似从高处汹涌而下的江海，必定横行奔流，以至于所向披靡，而那些孱弱细微的河流，注定有着坎坷曲折的命运遭遇吧。
所以说，即便两个人有着同样的缺点毛病，却会因为社会名声的高低，彼此获得的褒贬多少，必定显著不同，而社会地位的尊卑，同样也会有与之雷同的情形结果。
正因为如此，世间所谓的
“功成名就”，对于文人雅士而言，就是要成为服务于社会的有用人才。
正如左丘明在《国语·鲁语·敬姜论劳逸》中诠释的道理一样，公父文伯的母亲敬姜，作为一位聪慧的妇人，通过例举坚守手工织布的风俗传统，来驳斥好逸恶劳的腐化危害，借此诠释了治国方略的正误，那么但凡读书学文的大丈夫，又怎么能够不求闻达于国家的政经要务呢？
当初像扬雄、司马相如等人，就是因为只注重文章色彩韵律，而没有实质性建功立业的用心和谋划，因而他们社会地位始终不高。
再看东晋的庾亮，本身才华清秀，只因军政业绩的卓著而名噪一时，但是关于他的写作才能，却很少有人称颂。
其实，如果庾亮不是做了高官，单凭他的文才一样可以赢得名声。所以，文才武略集于一身，如同左右手相得益彰一样，也是完全可能啊。
例如春秋时晋国的卻縠（公元前682-前632年姬姓郤氏名縠晋国公族是晋国第一任中军将）不但酷爱读书，而且精通《诗》《尚书》，并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将军。
所以说，像卻縠那样爱好诗书文籍，不是也可以精通武艺吗？再者，还有孙武的《孙子兵法》，其著述文质的华美珍贵，真的如同珠玉赤金一般……谁还敢妄言钻研军事武略者不可能精通丽辞华章呢？
《周易·系辞下》有言：“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就是说，凡立志要做出一番事业的文人雅士，就是要致力于修身养性，练就完善自身的德才学识，审时度势，相时而动。
杨雄在《法言·君子》中说过：“或问，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究其道理，就是要培养自身长成像楠木一样魁梧坚实，而且修持个性品质要像樟树一般珍奇高贵。
所以，凡著书立说者，就应该有助于国计民生的富裕强盛，而且文人大家一旦立身出仕，不但足以堪当国家栋梁之才，即便仕途不利，或人生落魄，也一样可以独善其身而且著书立说；如果仕途顺利，或生途显达，则能够因势利导，得以建功立业……像这样的文人雅士，才是《尚书·商书·梓材》论说的人才标准吧。
总而言之：人材自古多瑕疵，德艺双馨太珍奇；屈原、贾谊生楚天，邹阳、枚乘起梁地。
朽木难雕不成器，樟楠年久见优质；文人独善唯自在，福禄人间功德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