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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孔子(2 / 2)

孔子的政治理想在当时无法得到实施,但孔子之伟大在于“知其不可行而行之”,他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于后世。孔子因而在回到鲁国之后停止了直接的政治活动,一面继续整理文化典籍,修订六经;一面广收弟子,大规模的开展文化教育事业,相传教授弟子3000余人,其中精通六艺的弟子有72人。

晚年,孔子的最得意弟子颜回不幸早逝,得意门生子路死于卫国内乱,儿子孔鲤亦早逝,孔子在“道不行”和这一连串的打击之下,笔者猜测孔子的身体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孔子于公元前479年农历二月十一日73岁时(72周岁)与世长辞。

孔子的先祖是殷末纣王之庶兄微子启,启奉商祀,封于宋。六世祖孔父嘉,始以孔为姓。五世祖木金父避难奔鲁,后乃定居鲁国陬邑。父叔梁纥为鲁武士,以勇力闻于诸侯,晚年与颜氏女徵在结婚而生孔子。

孔子幼时常以陈俎豆、设礼容为戏。3岁丧父,受教于贤母徵在。15岁立志于学。年轻时曾做过管粮仓、管放牧的小官。相传,他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34岁时鲁大夫孟僖子之嗣孟懿子及南宫敬叔来学礼,从此,孔子开始授徒讲学。

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鲁国内乱,孔子不满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擅权,离鲁至齐。齐景公想任用孔子,但遭晏婴等人的阻挠。不久孔子返回鲁国,开始整理诗、书、礼、乐,并扩大教育事业,弟子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

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10年),孔子被任为中都宰,颇有政绩,“一年,四方皆则之”。于是,由中都宰迁为司空,后又迁为大司寇。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孔子相礼,临事兵礼并用,鲁国取得了胜利,收回了被齐国侵占的郓、灌及龟阴之田。后摄行相事,“堕三都”、抑三桓。孔子计划失败后,乃借口“燔肉不至”,带领弟子离开鲁国。时孔子55岁。自此,孔子开始了14年的周游列国的漂泊生涯。其间虽“干七十余君”,终无所遇。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季康子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

孔子回到鲁国,时年已68岁,鲁哀公和季康子常向孔子问政,但终不起用。孔子晚年集中精力从事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删修《春秋》。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病逝。

孔子的思想学说主要汇集在《论语》中。《左传》和《史记·孔子世家》中有关孔子言行的记载,也较可靠。

在孔子哲学中,最高范畴是天,天是人事的最高决定者。《论语》中有不少有关的记载。《子罕》记载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据《述而》记载,宋司马桓魋欲害孔子时,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不仅认为他的生死由天决定,而且还认为,他的“德”,他担负的复兴文化的使命,也是天赋予的。孔子承认天是主宰,认为有天命存在,认为天命决定着人的生死,也决定着社会的兴衰治乱。孔子在相信天命的同时,对周时盛行的通过卜筮探求上天意向的作法持否定态度,并且认为天命就蕴含在自然事物的运行之中,人们应该顺应天命而积极努力,不应该消极服从天命,放弃自己的努力。因而他特别强调“为仁由己”。这些思想与传统的天命观是矛盾的。它构成了西周天命观向战国唯物主义自然观转变的过渡环节。

孔子没有明确否定鬼神,但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对于人死后是否为鬼,他采取回避态度。他的这些思想对后世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孔子一生思想学说的核心是“仁”。“仁”这个概念在春秋时期已广泛使用,孔子却赋予“仁”以新的涵义,使其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据《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他又对子贡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仁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所以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仁”表现于现实生活之各种关系的具体准则,就是“礼”。孔子把礼视为维护旧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认为它是区别华、夷的标志。对于周礼的完美,他赞叹不止。但孔子重视周礼着眼于大节,细小之处也有所损益。他认为维护周礼,须从“正名”入手,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无所措手足”。

政治上孔子提出实行德政。所谓德政,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即在经济上实行惠民政策,政治上对民宽刑罚而重教化。他反对统治者无节制地剥削人民,认为过分的剥削会造成“不均”;不均是“有国有家者”的大患。他反对“不教而杀”的纯任刑罚的苛政,主张对人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了实行德政,孔子还提出“举贤才”的政治主张,这就突破了奴隶制度的“礼不下庶人”和用人上的“亲亲”原则,在当时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孔子很重视道德修养,他要求人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认为必要时可以牺牲一切,直至自己的生命。中庸是孔子立身行事的最高标准,为此他主张对性格过于进取的人加以遏制,对性格谦退的人加以促进。他提出“自讼”等修养方法,主张在博学多闻的基础上进行反省,学与思结合,言与行一致。他总结自己的修养过程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首创私人办学的教育家。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他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不管一个人的出身如何,只要交上束修,都可以做他的学生。他的弟子中有不少人出身于“0”、“鄙家”。孔子教育目的是培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他说:“学也,禄在其中矣。”认为学生学习是为了“干禄”。他把“文行忠信”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把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排斥在教学之外。孔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他主张治学先要立人。他重视温习的作用,主张“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在教学中注重启发、诱导、有的放矢,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注意因材施教,根据不同的对象确定不同的教育内容,在言教的同时也注重身教,要求自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是春秋时代渊博的学问家。我国古代文献的整理,亦开始于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删《诗》,定《书》,“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他又据鲁史而撰《春秋》。儒家《六经》都在不同程度上经过了孔子的加工整理。对于孔子的历史评价,历代出于不同之需要,褒贬各异,但对孔子的历史影响之大,却是一致赞同的。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的名声大著,被尊为“至圣先师”,自此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至尊地位被正式确立起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虽有一些人对孔子持批评态度,但其地位并未因此而动摇。

孔子的容貌可谓是“奇人异相”。他身高196.8cm,相当于古代版的“姚明”。孔子刚出生下来的时候,头顶中间凹陷,就好像是一个山丘,他的母亲看到后以为是一个怪物,甚至差一点将他抛弃。长大后的孔子容貌上也存在着多种缺陷,包括鼻孔外翻,眼睛凸出,大暴牙齿,大耳垂肩,双手过膝,身材不匀等特征。但是这些仅仅是孔子的外部形象,“人不可貌相”,只要与孔子接触过的人,都会被他温和而充满正气,威严而不凶猛,谦虚而和气的内在气质强烈吸引。而且,孔子远非后世某些人认为的文弱书生的形象。他臂力过人,曾单独推出陷入泥潭的马车。孔子酒量也是深不可测,周游列国,豪宴百次,以一挡十,但是从来就没有喝醉过。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遵循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为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

孔子主张的较低政治目标是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与这种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相适应,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立田里,以贤勇知”,相应地还要设“城郭沟池以为固”。由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种社会显然没有“大同”世界那样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礼、仁、信、义,所以称为小康。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私有制”产生后的阶级社会的“盛世”。

孔子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理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后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内容的憧憬蓝图和奋斗目标,这种思想对进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启发,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都受其影响。

身处乱世的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公元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即要少说“利”,但并非不要“利”。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就如同浮云一样,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在他的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孔子还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有人认为孔子既然重“义”,则势必轻视体力劳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论语》中记载他对想学农的弟子樊迟十分不满,骂他是“小人”,这是因为孔子认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担的是更大的责任。他要让他的学生成为价值的承担者而不是一个农民。

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态度,因此对待经济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从法律上承认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时代的重大经济改革;但是据《左传》说,孔子修《春秋》时记载“初税亩”,目的是批评其“非礼也”。而民众若不富足,国君就不会富足。在《论语·尧曰》中还记载,孔子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对民众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张赋税要轻一些,徭役的摊派不要耽误农时。《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还对当时的为政者进行说教,要求为政者不要过于奢侈,要注意节俭。他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同时,还主张“节用而爱人”。这里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运用于经济领域。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他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

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学习了还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其中“礼”为道德规范,“仁”为最高道德准则。“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容,有了“仁”的精神,“礼”才真正充实。在道德修养方面,他提出树立志向、克己、践履躬行、内省、勇于改过等方法。

“学而知之”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主导思想。在主张不耻下问、虚心好学的同时,他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时还必须“学以致用”,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

孔子在教学方法上要求老师“有教无类”“经邦济世”的教育观,“因材施教”“启发式”的方法论,注重童蒙、启蒙教育。他教育学生要有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要谦虚好学、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以便“温故而知新”、新知识引申拓宽、深入,“举一而反三”。他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谓教师应该在学生认真思考,并已达到一定程度时恰到好处地进行启发和开导。

他又是在教学实践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过谈话和个别观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学生的个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毕生从事教育活动。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学生。他爱护学生,学生也很尊敬他,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他是中国古代教师的光辉典型。

孔子的教育活动不但培养了众多学生,而且他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教育学说,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直”,即研究历史要实事求是,不但要重视根据,而且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他竭力反对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论语·泰伯》)他这种一以贯之的主张,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态度中。

孔子的治史观不仅反映到治史态度和治史主张上,而且还体现在历史发展观中。孔子认为历史在不断“损益”,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周代正是在总结夏、殷二代的基础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历史不是倒退,而是后来居上,是前进发展着的。尽管这种思想很朦胧,但却是中国史学史上进化论的可贵的开端。

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为“美”和“善”的统一,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孔子提倡“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认为,一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学思想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巨大。

孔子在易学中明确提出了“美在其中”“见仁见智”等著名美学命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问易》在易宗基础上提出了美宗——阳刚、阴柔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认为“阴阳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可谓是美学之宗”。

孔子的言论主要记录在《论语》中。《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在南宋后并称“四书”。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微言大义”。

孔子晚年致力教育,修《诗》《书》《礼》《乐》,序《周易》(称《易经》十翼,或称易传),撰《春秋》。后人合称之为《六经》。

相传孔子作有《去鲁歌》《蟪蛄歌》《龟山操》《盘操》《猗兰操》《将归操》《获麟歌》等诗歌。这些诗歌多载于《乐府诗集》,可信度不高。

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入东周向老子请教。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著名的便是“七十二贤士”。七十二人中有很多为各国高官栋梁,又为儒家学派延续了辉煌。

孔子六世祖孔父嘉在宫廷内乱中被华督所杀,其子木金父为避难逃到鲁国邹邑,以其父字为孔我氏。相传孔子曾修《诗》、《书》、《礼》、《乐》,序《周易》,撰写《春秋》。他一生从事传道、授业、解惑,被中国人尊称“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著名的儒家学派经典《论语》。

孔子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文宣皇帝、文宣王,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主要思想主张:“仁”(孔子的思想核心)、“德”(以德教化人民)、“礼”(以礼治理国家)。

相传他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编纂《春秋》、修订“五经”,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世界各地都有孔庙祭祀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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