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共和国逐步降低打击强度，根本目的就是阻止美欧向日本提供超出人道主义援助基础的战略支援。
正是如此，共和国才从始至终掌握着主动权。
美国想用日本绑架共和国，共和国则用日本绑架了美国。
随着新的10个“安全区”陆续开辟，几乎所有幸存的日本人都集中到了15个“安全区”内。如果美欧在谈判桌上给共和国制造麻烦，共和国随时可以终止谈判，恢复全面战略轰炸打击行动，将矛头对准聚集在“安全区”内的日本人。美欧承受不起这样的代价，也不能拿数千万日本人开玩笑，也就只能在谈判中让步。
更重要的是，时间一天天过去，美欧离其目的也就越来越远。
日本的战后重建，美国与欧洲国家最多提供物资与资金，不可能派遣工程人员前往遭到严重污染的日本本土帮日本人擦屁股。就算美国肯派人员前往“污染区”，也没有几个美国人愿意赚不要命的钱。换句话说，日本战后重建必须依靠日本人！
如此一来，必须在2029年10月份之前完成最重要的“废墟清理工作”。
美国与欧洲的意见非常一致，就连日本战时看守内阁都有相同的想法。既然数千万日本人难免一死，绝大部分都将在2年内病亡，何不用这些人完成最危险、也是最艰巨的重建工作呢？
如何办到，美欧不需要操心，日本战时看守政府可以用刺刀与机枪逼迫数千万难逃一死的日本人为民族的未来做出最后的牺牲与贡献。美欧需要做的，只是尽快让共和国停止打击行动，让日本战时看守政府能够进行战后重建工作。
现实很残酷，残酷到让人发指的地步。
据部分前往“安全区”采访的记者回忆，所有进入“安全区”的日本难民都得在日本战时看守政府设立的登记处登记备案，然后前往指定的地点居住，不得随意活动，更不得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离开“安全区”。难民每天只能获得勉强维持生存的粮食、药品与取暖用的燃料，要想获得更多的生存物资，必须参与由战时看守政府主持的“废墟清理工作”，用劳动换取物资。后来，为了“鼓励”更多的难民参与“劳动”，日本战时看守政府连续数次降低最低物资配给额度，逼迫饿着肚皮的难民前往遭受严重污染的地区完成常人根本无法想像的危险工作。到最后，日本战时看守政府真用刺刀与机枪逼迫最后一批奄奄一息的难民加快迈向死亡的步伐。
不得不承认，西方世界仍然有尽职尽责的记者。
2028年与2029年的“普利策新闻奖”分别颁发给了报道日本战后重建工作的美国洛克维尔与法国记者蒙塔拿，表彰两人用最直接的方法报道了最真实的新闻。谁能想到，洛克维尔在接受颁奖后的第二天就在家里吞枪自杀；他在留给妻子的“遗信”中提到，为了那张获得普利策奖的照片，他眼睁睁的看着1名14岁的日本女孩倒毙在路旁；从此以后的100多个夜夜，他每天晚上都能梦见那双绝望的眼睛与无助的哀求。蒙塔拿则在颁奖之后放弃记者的工作，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反战人士，2年后倒在了南美洲的丛林里面；临死前，蒙塔拿还抱着1名战争孤儿；这与他在日本拍摄下的，那位临死前还将刚刚出生的婴儿死死抱在怀中的母亲何其相似！
战争没有怜悯，也不相信眼泪。
与“日本战争”相关的新闻报道，特别是日本战后重建的新闻报道，成为了反战团体的最好宣传工具，也成为了人类反思战争的最好佐证。
没人因此指责共和国，至少有理智的人没有指责共和国。
原因很简单，如果战争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遭受伤害的就不是1亿4000万日本人，而是10倍于此的共和国人民，因战争造成的苦难也将扩大10倍。
应该反思的不是战争手段，而是战争本身。
用1亿4000万条生命换来的教训足够让所有人记住战争的残酷性，也足以让任何一个国家在试图发动战争的时候再三掂量。
只是，在文化色彩、意识形态无法消除的情况下，战争不会从此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