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得承认，颜靖宇时代的共和国与王元庆时代的共和国有很多区别。
如同前面提到的，颜靖宇在第一届任期内主要做了两件事情，其中之一就是继续推进政治改革，加强民主制度在共和国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受此影响，到2054年的时候，不管是颜靖宇亲自出面，还是由国家副元首裴承毅出面，要想让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即全体代表大会通过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斯德哥尔摩常规军事力量控制协议》，都得设法说服足够多的代表。
问题就在这里，在本届全体代表大会中，军人或者具有军人背景的代表占了很大比重。
从这里也看得出，共和国的民主政治体制确实存在缺陷，而且是比较严重的缺陷。
不管共和国与美国的关系如何，必须承认美国拥有一套完善的民主制度。以美国的政治体制来说，在集权与民主之间形成良好的平衡关系，重点不是白宫的权力有多大，而是拥有一套健全的议会。除了因国情设立的参众两院之外，美国国会议员的产生方式也更加合理一些。也就是说，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任期与总统任期错快，能够比较有效的避免权力集中到某个人、或者某个政党的手中，使得在野党仍然有能力对国家生活，特别是某些需要在国会获得绝对多数支持的重大事情上具有发言权。
很明显，共和国的这套体制还存在问题。
正是如此，早在2042年就有人提出，应该对共和国的议会制度进行调整，要么设立第二个议院，要么将代表选举时间延迟，与国家领导人换届选举错开，以免某一势力或者集团在某一时期掌握共和国的所有权力，从而使共和国走上歧途。只不过，在当时，不管是顾卫民、还是颜靖宇、或者叶致胜，都不可能支持这样的提案。到了2047年，当上百名代表联名提出对议会体制进行修改的时候，颜靖宇才做出承诺，将在他执政期间进行第二轮政治改革，并且推行新的选举制度与议会制度。
很明显，颜靖宇把议会改革的时间放在了2052年之后。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2056年就会出台新的选举法，并且以修宪的方式推行新的议会制度。
问题是，在2054年，颜靖宇与裴承毅仍然得面对军人代表。
可以说，这才是真正的关键点。
直到2054年10月底，共和国全体代表大会都没有在《斯德哥尔摩协议》上达成一致意见。虽然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代表支持该协议，认为从国家利益出发，应该对常规军事力量加以限制，但是在另外三分之二的代表中，半数以上都认为该协议损害了国家利益，而且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共和国没有理由签署这样的协议。如此一来，反对该协议的代表超过了支持该协议的代表，而没有表态的代表都在继续观望，不会因为国家元首与副元首的态度而轻易做出决定。
这也正是第二轮政治改革的“成果”。
不管怎么说，共和国全体代表大会的代表变得更加独立自主了。
拿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来说，虽然这些代表与裴承毅的关系都不错，有的甚至在私下与裴承毅往来密切，比如在2051年离开三坚集团、在2052年当选为全体代表大会代表，并且在当年就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蔺慕勋就是裴承毅的朋友，以及海航退役上将朱荣辉，但是不管是蔺慕勋还是朱荣辉、或者其他代表，都是非常有主见的人，在关系到基本利益的问题上绝对不会轻易妥协。
在审议中，蔺慕勋就多次提到，《斯德哥尔摩协议》并不是一份具有可执行性的协议。
在他看来，该协议对共和国常规军事力量的限制，必然传递给共和国的军事工业，从而对共和国的工业体系、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产生影响，最终使共和国的综合国力受损，丧失头号大国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美国国会迟迟不肯批准该协议，摆明了是在看共和国的举措，因此共和国更没有理由走在美国的前面。按照蔺慕勋的提议，在签署该协议之前，共和国必须与美国进行单边谈判，落实军控细则，比如海军在以战舰总吨位为标准的同时，还得明确各种舰艇的比重、单舰排水量的上限、舰种的具体数量等等，陆军、空军、天军与陆战队的情况也一样，绝不能因为一份笼统的、含糊不清的协议让共和国的国防力量受损、让共和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作为军事委员会的主席，蔺慕勋拥有很大的发言权。
谁都知道，到了2054年，也就是《伦敦条约》第三阶段削减工作即将展开的时候再与美国谈常规军控，肯定来不及了。问题就在这里，即蔺慕勋的目的不是要共和国当局去与美国谈判，而是希望用一份与美国的秘密协议，让《斯德哥尔摩协议》成为一份对共和国没有约束力的协议。要知道，蔺慕勋的首要身份仍然是共和国头号商人，在他身后不但由全球最大的资源类企业{如果按照总市值计算，三坚集团也是全球头号企业}，还有共和国最大的几家军火企业。
事实上，在2052年底，共和国当局就与美国进行了秘密接触。
当时裴承毅刚刚住进副元首官邸，而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明确无误的告诉颜靖宇，《斯德哥尔摩协议》很难在全体代表大会获得支持。作为军人，而且是指挥共和队打赢了好几场战争、并且在脱下军装前{按照共和国的法律，军人不能参与元首与副元首选举，所以裴承毅在2051年7月正式退役}当了10年的国防部长，裴承毅非常清楚共和国的国内情况，特别是军事工业集团对共和国政治体制的影响。可以说，20多年前，王元庆能够在上任之初就拿日本开刀，与军事工业集团的支持密不可分。别的不说，整个日本战争期间，以蔺彦博为首的一批共和国商人就为国家捐助了上万亿元的战争经费，不然共和国也不可能在短短数个月内打败日本。如果再往前追溯，在赵润东时期的半岛战争期间，乃至纪佑国时期的东海战争期间，共和国的军火商人就参与了战斗，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支持共和队南征北战。正是如此，到了21世纪中叶，几乎没有人敢怀疑军火商在共和国政治体制中的影响力，不然也不会在2052年的换届选举中出现那么多军人代表。随着战争威胁再度逼近，不管共和国当局是否承认，军火商的地位再次得到提升，对国家政治生活与重大战略决策有着不亚于国家元首的话语权。
正是在裴承毅的建议下，共和国与美国首先进行双边接触。
事实上，美国当局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美国国会不可能签署一份让美国常规军事力量锐减三成的军控协议。如此一来，美国总统要想说服国会的那些大佬，就只能设法与共和国达成秘密协议，在常规军控上做点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