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情况下，双方一拍即合，很快就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
拿海军舰队规模来说，在《斯德哥尔摩协议》中明确规定了战舰的性质，并且对战舰的种类做了划分，却没有对战舰之外的非战斗类舰艇做任何限制，比如没有对运输舰与补给舰的数量与规模做限制。如此一来，共和国与美国都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即将部分具备战斗能力的舰艇划入非战斗类舰艇行列之中，在和平时期并不配备武器，在战争时期再为其配备武器。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是“海上平台”系统，如果将该系统拆解，各个组成部分都是非战斗舰艇，只有在组合的状态下，才具备支援海军航空兵的能力，成为典型的作战舰艇。如此一来，共和国与美国完全可以按照该系统的标准设计运输船只，最多对结合部分做一些限制，到战争时期加以简单改进就能成为战斗舰艇。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陆军兵力中没有包括民兵与预备役，而空军机群中也没有包括具有再使用能力的封存战机。至于天军的军费比例，因为没有对各国国防开支的具体方式做明确规定，所以也有空子可钻。
总而言之，只要共和国与美国愿意，《斯德哥尔摩协议》就将成为一堆废纸。
涉及到全面裁军问题，肯定不可能由两个超级大国说了算。不管怎么说，如同俄罗斯与法国这样的大国，也拥有监督共和国与美国进行常规裁军的能力，所以共和国与美国要想在私下做交易，就得拖上俄罗斯与法国。不管怎么说，《斯德哥尔摩协议》的主要价值不是限制各大国的常规军事力量，而是启动《伦敦条约》第三阶段削减工作，使全面销毁核武器由理论变成现实，也使大国的霸权地位得到巩固。虽然站在俄罗斯与法国的立场上，《斯德哥尔摩协议》仍然具有很大的价值，至少是其大国地位的重要保证，但是在共和国与美国的立法机构都不愿意批准该协议的情况下，俄罗斯与法国也不得不做出让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睁一眼闭一眼。
到2054年7月，共和国、美国、俄罗斯与法国在《斯德哥尔摩协议》的具体实施条款上基本达成一致，即调整核查手段来降低裁军要求。按照最终达成的协议，核查工作将由缔约国联合成立的机构负责，而且提前安排核查工作，即先预约、再核查，而不像《伦敦条约》中规定的那样，各缔约国都有核查权，而且不需要为核查进行预约。总而言之，放松核查力度等于降低了军控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这种变化只针对4个主要大国，而其他缔约国享受不到这样的特权。原因非常简单，协议核查机构主要依靠4个主要大国提供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主要来自4个大国的军事侦察卫星系统。也就是说，哪个国家有没有按照条约规定履行军控义务，不是由第三方说了算，而是由4个大国说了算。因为共和国与美国都有一票否决的权力，所以两个超级大国获得的好处最为明显。
不管怎么说，在以实现核裁军为根本目的的情况下，适当放松常规军力不是坏事。
只不过，这样的秘密协议要想生效，仍然得走法律程序。与公开协议不同的是，4个大国都只要求经过议会的军事委员会审议与批准，而不需要得到更高的授权。如此一来，秘密协议生效的概率提高了不少。因为这份秘密协议关系到《斯德哥尔摩协议》，所以共和国与美国当局都在2054年10月份将其提交给了议会军事委员会。正是如此，共和国与美国当局不约而同的在11月底向议会发出信号，要求在12月初对《斯德哥尔摩协议》进行表决，并且明确表示，如果遭到否决，政府很有可能采取特别手段。
总而言之，共和国与美国当局都不希望让好不容易谈下来的军控协议变成废纸。
如同前面提到的，在共和国负责常规军事力量控制工作的不是颜靖宇，而是裴承毅。
10月底，裴承毅就以国家副元首的身份，参加了由军事委员会主持，邀请了其他多个委员会的上百名代表组成的听证会，详细阐述了《斯德哥尔摩常规军事力量控制协议》与共和国的国家利益有多大的关系，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护共和国的国家利益，以此来说服那些反对该协议的代表。
可以说，这是共和国开国以来，规格最高的一次与军事有关的听证会。
在此之前，只有王元庆在推动政治改革的时候，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向全体代表大会的所有成员做了详细说明，而那次特别会议，也是共和国全体代表大会听证会的雏形，并且由此形成传统，任何重大决策，都需要以听证会的方式进行辩论，国家领导人必须明确回答代表提出的问题。问题是，在此之前，军事决策都是元首府的特权，即便是全体代表大会的军事委员会，也只有权过问国防预算、军费开支、军队人事变动等一些次要问题，而关系到国家战略决策的大事，都不会走这道程序。可以说，这是共和国政治体制进步的一个显著特征，毕竟军权是国家权力中最有分量的一个。
在这次听证会上，裴承毅给出的理由非常明确，即不能错过制止战争的最后机会。
作为国家领导人，在阐述常规军控的重要性之外，裴承毅还明确表示，军控协议本身就是一份多边国际协议，即便共和国全体代表大会批准了该协议，只要没有获得美国立法机构的批准，该协议也不会生效，所以谁先批准没有任何影响。
当然，这次听证会上，裴承毅还对共和国的国防开支做了明确解释。
总的来说，这是一次意义非常的听证会。虽然在共和国的新闻媒体看来，裴承毅积极推动军控协议在全体代表大会获得批准，是共和国积极制止战争爆发的直接表现，但是在很多西方新闻媒体眼里，裴承毅在听证会上做的国防开支说明，足以证明共和国正在为战争做准备，军控协议对共和国没有任何约束力，不然那些代表也不会在这次听证会之后，对已经耽搁了几个月的《斯德哥尔摩协议》放行。
别说西方新闻媒体，就连半岛电视台都认为，裴承毅以军控为名，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2054年的国防预算。要知道，在当年7月底通过的中央财政预算中，国防预算的增幅又在20%以上，而在10月初，国防部向全体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总额相当于该财年度国防预算25%的追加预算。如果这份追加预算获得通过，那么共和国在该财年度的国防预算增幅将高达50%，为历年之最。更重要的是，《斯德哥尔摩协议》中对天军军费的约束是以条约生效当年的国防预算为准。也就是说，共和国当局通过在1年之内将国防预算增加50%的方式，钻了协议的空子。当然，这种情况在其他几个主要缔约国中也存在，比如以色列在2054年的国防预算增幅就高达125%，为各缔约国之最，美国的国防预算增幅也在50%左右。问题是，裴承毅在全听证会上挑明这个问题，表明共和国当局并不打算遏制战争。
换个角度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别的不说，如果共和国当局不提前加大国防开支，《斯德哥尔摩协议》就无法生效。
当然，对裴承毅来说，这仅仅是个开始。
正如前面提到的，变了味的《斯德哥尔摩协议》对两个超级大国不再具备约束力，战争又逼近了一步。对共和国的领导人来说，更加需要考虑的不是军控协议的现实意义，而是应该在什么时候点燃战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