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烈文深吸了一口气，缓缓闭上双眼：“大人，烈文不知！”
“共和一说，最早源于周朝厉王奔彘以后，朝政由周公、召公共同执掌，史称共和执政，冯桂芬用其词，意指多方联合执政，与西方的民主类似，其共同点在于否定了家天下和君主的至高无上，代之以议政会为最终权力机构，”虽然是曾国藩手下的幕僚，赵烈文对华夏的关注一直很重视，也看过名声很大的冯桂芬的新经学，对于华夏一再倡导的共和，了解得很详细。
“按照华夏联盟的通告和如今四省总督府的设置，联盟也会设置一个首脑，好比如今四省的叶兴华，但是这个首脑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首先不是世袭，也不是终身，而是有任期的，任期结束，便要由议政会选举新的首脑；其次是首脑即便在任期内，重大决策依然需要通过议政的表决，不然是无效的，按照冯桂芬的说法，这就是所谓的制衡，共和就是要反对绝对的权力，因为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赵烈文道。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曾国藩眼中闪过一道亮光，儒家向来讲究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教化治天下，不过像曾国藩这样的人物，自然知道现实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大清的官场，不过是和光同尘而已，从未有过所谓的吏治清明。但是，知道是一回事，如何想却是另外一件事，至少曾国藩对传统的纲常伦理还是相当的重视：“共和虽有制衡。难免造成纷争。如何形成稳定有序的秩序？”
“冯桂芬在《共和说》中，对此有很详细地描述，不外乎平衡两个字，冯桂芬认为有人处皆有党，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此话本来不错，历朝历代皆有党，前明党争尤其惨烈，而在共和地体制下。有党也有党争，但党争涉及的只是票选。”
“《共和说》中曾以前明为例，晚明曾有东林党、浙党齐党楚党等，后又有阉党，东林党与齐楚浙党，阉党与东林党相互争斗，有党派而无是非。兴党狱，死人无数，冯桂芬认为党祸的根源并非结党，而在于决定两党命运的权力在皇帝手中，是个人意志，这样谁都不服谁，无不以极端的办法来对付对方，从而导致没有原则的倾轧。”
“而在共和体制中，党争的评判标准并非某个人的意志，首先。各党代表的政策哪一个能得到通过，直接由议政会投票表决，票数多者通过，清晰明了；其次，议政会的成员可能都有党派和政策倾向，他们之所以能成为议政会地议员，又是接受更大范围的选民投票产生，譬如湖南乡绅选举大人为议员，则大人可以代表自己的派别投票。”
“那大家不都投自己的票？”刘蓉不以为然地说道。
“可以，但议政会有不同的派别。如果别人不支持的话，那么这样的政策便无法通过，”赵烈文道。
“这就好像朝堂议事，有时候各派意见不同，也会争执不下。传统地办法就是由皇帝来决定。”曾国藩试着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共和：“以前明为例，前明的皇帝做决策时。自然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或者是偏向某个派别，无论怎样选择，总会引起另外一个派别的不满，以为皇帝是偏袒那个派别。”
“不错，若君王强势，自然好说，若君王暗弱，问题就来了，一方不服，自然会想办法打击另外一方，这就是党争，可怕的是，党争的胜负依然是某个人的意志，譬如天启信任魏忠贤，阉党自然取胜，崇祯登极以后，阉党又会倒霉，”赵烈文也舀明朝的事情来解说，其实他们都知道，无论放在哪个朝代，都是这样的，就好像清朝的汉臣和满臣之间地差别，只能是满臣有利，不过这种有利已经成为常态，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而共和制则不同，争执得再厉害，也只能通过投票来解决，议政会十三个省和京都的上百位议员，一人一票，支持者多，则通过，支持者少，则不通过，谁都无话可说。”
“但是在投票以前，还是可以想办法打击那些反对者啊！”刘蓉还是觉得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