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乱世豪雄篇 第十一章 长河落日 第四十六节
十二月二十六，栎阳。
丞相李玮、大司农田豫、尚书令田畴冒着大雪赶到了栎阳，呈奏上计事，奏请改制。
事实很严峻，朝廷的财赋危机已经到了极限，国策非改不可。如果天下稳定了，目前的财赋制度倒还可以维持，但现在平叛大战还在继续，短期内还无法估算天下统一的时间。如果年年这样打仗，一年亏空几十亿钱，要不了几年，朝廷就要欠下巨额债务。那时朝廷的财赋命脉完全控制在别人手上，天子和朝廷很快便会失去威仪，权柄更是倍受打击和掣肘，新政显然很难维持下去。今年朝廷为了缓解财赋危机，已经增收赋税了，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如果明年继续增赋，强征暴敛之风会迅速席卷州郡并愈演愈烈。百姓穷苦不堪，动荡暴乱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长公主双手抱头，一筹莫展。天下要统一，要重新恢复安宁，就要打仗。在废墟上重建大汉，让社稷重新富强起来，就要坚固以农为本的根基。而要想实现这一切，就要钱，要财赋，要源源不断的巨量财赋。财赋不足，就要想办法开源节流，就要修改国策，重修制度。
“怎么会这样？朝廷财赋的亏空怎么会飞速增加？前些年我们是怎么过来的？中原大战，我们动用了几十万兵力，打了好几年，朝廷不也撑过来了吗？”
“土地，是土地帮助朝廷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李玮说道，“当年我们在北疆的时候，我们也大量赊借，但我们只要收复了州郡，就可以用收复的土地、盐铁的开采经营权和减免赋税徭役来偿还债务。另外我们为了减少朝廷开支，实施了一系列新制，比如官吏的俸禄由各府衙的职分田提供，采用兵户制后士卒的军饷和抚恤也由兵户家的田地提供等等……这些办法实施之初，的确大有成效，但随着朝廷收复的州郡越来越多，开支也急骤增大。比如我们打中原大战，军队渡过黄河就行了，前后不过一千多里，但打西疆，军队就要远征三千多里，军资消耗的增加不是倍数，而是翻番的倍数。同理，其它开销也是这样。”
“朝廷开支增大，赊贷就大，而王公贵族、门阀世家和商贾富豪们因为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多，因为手中掌握的盐铁开采经营权越来越多，因为军队远征、重建城池等所需的物资以及贩运量越来越大，他们积累的财富也就越来越惊人，也就有了更多的钱财赊贷给朝廷。而朝廷的偿还能力呢？暂时失去了。因为朝廷要打西疆，打北疆，打遥远的边荒之地，那里没有这些人需要的土地，盐池铁山也少，于是朝廷的巨额亏空也就出现了。而且随着远征路途的延长，远征规模和时间的增大，亏空也越来越严重，以致于现在陷入了深重的财赋危机。”
“成也土地，败也土地。”李玮叹道，“现在的事实摆在这里，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王公贵族、门阀世家和商贾富豪们会逐渐控制朝廷的财赋命脉。一旦朝廷的财赋命脉给他们控制了，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肆无忌惮地逼迫朝廷增收赋税，结果是什么？和过去一样，百姓流离失所，流民成灾，暴乱此起彼伏，社稷摇摇欲坠。过去大汉有两百年的底子，它还能支撑一段时间，还能让我们保留一丝元气，在废墟上重建大汉，但现在呢？经过二十年的战乱，大汉虽然苦苦挣扎没有倒下去，但脆弱不堪，只要一阵狂风暴雨，就能把它彻底摧毁。
“这就是现状。新政实施十几年了，它帮助朝廷走向了中兴，但同时它的弊端和矛盾也已经累积到足够危害社稷的地步。朝廷必须及时调整国策，在最短时间内缓解这种危机，把这种危害降到最低，以确保中兴大业能够持续发展。”
长公主理解朝廷的艰难处境，也希望天子和自己的窘境得到改善，但朝廷在重农的基础上利用抑商来增收的办法，历史上的教训很深刻，她不能不慎重。当年孝武皇帝改制成功了，但杀了很多人，几乎摧毁了大汉的商贾。而王莽失败了，败得很彻底，连社稷一起葬送。王莽篡国失败的原因，归根到底还是改制严重损害了当时王公贵族、官僚富豪们的利益。你既然不让我们活，我们就玉石俱焚，一起完蛋，结果王莽完蛋了，社稷倾覆了。今天呢？今天襄阳还有一个天子和朝廷，这位天子甚至违背祖制，大肆分封诸侯，两下比较，谁能给予这些人最大的利益？不难想像，长安改制的后果，很可能是一系列的叛乱，最后是中兴失败，大汉再次倾覆。
长公主越想越怕，浑身冰冷，不寒而栗。
大将军离开长安前，曾要求自己把燕无畏和风云铁骑调到晋阳戍守，当时自己觉得大将军小题大做了，现在看来，不是大将军谨小慎微，而是自己盲目自信，根本没有想到朝廷面临的危机。大将军显然已经看到了朝廷的危机，他预感到大军远征西疆将给朝廷带来一场动荡。而远征西疆，稳定北疆是朝廷的平叛策略，为了实现这个策略并确保中兴大业的成功，这场动荡是必要的，但这场动荡的中心是自己。李玮改制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自己的支持，只要自己同意了，诏告天下颁布执行了，矛盾也就彻底激发了。
这场矛盾激发的后果有两个，一个是朝廷杀人，杀死所有敢于和朝廷对抗的人。一个是背叛者杀人，杀死夺走他们财富的人。自己首当其冲，成为背叛者要杀的人。而冲突一旦失控，州郡大乱，大将军首先就要保住小天子，其次是自己，再次是保住北疆这块根基之地。小天子一直在军中，有大将军的亲自保护，不会有事。燕无畏和风云铁骑到了晋阳后，不但能保护自己，更能戍守北疆。
大将军未雨绸缪，算无遗策。难道他真的是算无遗策？
去年的长安兵变，导致丞相蔡邕下台，李玮上位，大量武人随即入朝，而这些武人主要在哪里供职？州郡。现在并州刺史是张白骑，幽州刺史是樊篱，冀州刺史是杨明，青州刺史是张郃，兖州刺史是高览，凉州刺史是皇甫郦、司隶校尉是张辽，河南尹是徐晃，仅豫州刺史王泽和京兆尹余鹏两位大臣不是武人，但这两人都是北疆大吏。也就是说，一旦改制实施，朝廷只要下旨暂时授予州刺史部分军政大权，督领郡国，那么州郡就乱不起来。
征南大将军钟繇虽然坐镇豫州，但豫州刺史是王泽，荡寇将军雷重又有七万大军驻扎于许昌，钟繇即使背叛了，也难以影响大局，豫州依旧牢牢控制在朝廷手里。
先有李玮出任丞相，后有武人坐镇州郡，社稷稳若磐石。这个时候大军远征西疆，挑起朝廷财赋危机，继而借改制之名，抢夺王公贵族、门阀世家和商贾富豪们的财富，这难道都是巧合？回过头去想想，这种巧合未免也太神奇了吧？
不可能。大将军要我把燕无畏和风云铁骑调回晋阳，那还是去年年底的事，这一切都是大将军安排好的。他把李玮推到丞相的位置上，把武人调到州郡任职，目的就是为了抢夺财富，为了能让国库盈实，为了给小天子主政打下坚固基础。
皇帝没有钱，靠赊贷过日子，靠别人的脸色过日子，靠卖官鬻爵过日子，哪里还有威望可言？哪里还能中兴社稷，稳定天下？
豹子大哥为了大汉，当真是殚精竭虑，无所不用其极了。我应该帮助他，有了豹子大哥的承诺，我即使死了，也心甘情愿。
“要做就要做成，否则就不要做。”长公主望着三位神色惊喜的大臣，郑重说道，“按此策改制后，朝廷一年能增加多少收入？你们具体算过吗？”
“目前无法具体测算……”李玮说道，“我和丞相府的一帮掾属们大概测算了一下盐铁收入。如果朝廷收回所有的开采权，再确保一半的经营权，那么朝廷一年至少可以增加二十亿到三十亿钱的收入。”
“有这么多？”长公主难以置信。
“哼……”李玮冷笑，“少府的收入为什么这么少？钱都让别人抢走了。盐铁官营后，朝廷收入随即增加，均输和平准也就能发挥作用，朝廷因此还能增加大约五亿钱的收入。”李玮继续说道，“如果加上限田罚租和增收的商税，朝廷一年至少可以增加三十亿到四十亿钱的收入，这样朝廷财富的总收入就能增加到一百亿钱。”
长公主闻言大为兴奋，“具体计策呢？”
“重修《盐铁律》，收回开采权，重建盐铁官，这样朝廷就能牢牢控制盐铁价格，继而通过价格狠狠打击盐铁商，把盐铁商手里的钱拿过来。盐铁价格降了，谷价上升了，农夫们的收入也会增加。”
“重修《均输律》，确保大司农诸官掌握所需的各郡国货物，以充实府库。大司农要向各郡国大量派遣均输官，把应由各郡国依例输京而京师并不需要的物品，从出产处转运他处出卖，通过辗转交换，把京师所需的货物运达长安，尽可能消除各郡国贡输往来烦杂、物品质量差、运费甚至超过货物价值的一些不合理现象。”
“重修《平准律》，在京师、洛阳、邯郸、晋阳、蓟城等地设平准官，接受均输货物，按各地市场价格涨落情况，贵则卖之，贱则买之，用以调剂供需，节制市场。”
“如此一来，大司农就控制了盐铁生产和货殖买卖，商贾富豪们难以从中牟取暴利，而各种物价也不致于暴涨暴落，导致百姓穷苦不堪。此策不但可以让朝廷增收，国库充盈，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农夫的收入，让他们过上温饱日子。”
长公主连连点头，担忧地问道：“此策若想顺利通过，难度有多大？”
李玮、田豫、田畴三人相视苦笑。
“难度应该不会太大。”李玮犹豫了片刻，慢慢说道，“当年，孝武皇帝连年征战，国室亏空，把文景时期留下来的府库积蓄全部用尽了。而当时土地兼并又日趋严重，朝廷财赋严重不足。孝武皇帝为了增加收入，下旨募民入奴婢、入羊、入钱、入粟以拜官或赎罪，又设武功爵出卖，力图筹措钱财。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他又打破了商贾不得为吏的禁令，任用大盐商东郭咸阳、大冶铁家孔仅为大司农丞领盐铁事，任用洛阳大商贾桑弘羊为大司农中丞主持改制，先后实行了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统一铸币等一系列新政，极大地缓解了危机。”
“今日天下的形势和孝武皇帝朝相比，要严重百倍千倍，不改制不行。大汉历经四百年，血淋淋的教训历历在目，相信朝中的大臣和各地商贾富豪还不至于财迷心窍到失去理智的地步。和生命比起来，钱财不过是过眼烟云罢了，不足为重。朝廷此次改制，已经竭尽全力兼顾了各方利益，如果有人一定要置社稷安危于不顾，那就毫不客气，效仿孝武皇帝，以雷霆手段，坚决镇压。”
长公主神情冷峻，望着杀气腾腾的李玮，沉默良久，“难道非要杀鸣？不能好好商量吗？”
“如果殿下同意，臣打算年后在未央宫召集大臣、大儒和一些商贾富豪商讨此事。”李玮说道，“殿下为了庆典，不是请了很多人嘛，臣奏请殿下，改庆典为议政，请天下人为大汉中兴出谋画策，这也是一大盛举啊。”
长公主的目光里充满了怀疑和担忧。这么多大臣、大儒、大商贾富豪到了京城，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
“盐铁官营，等于朝廷把原来归商贾富豪所得的一部分盐铁之利收到了国库，这严重打击了商贾富豪，有利于朝廷遏制土地兼并的蔓延，而且也保护了农夫们的利益，可以让他们保住自己的生存之地。但是，孝武皇帝朝的时候，朝廷为了增加收入，盐铁价格定的很高，甚至高于商贾富豪们所定的价格，这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当时买不起盐的人家很多，买不起铁质农具的农夫们只好用木犁耕地。”长公主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道，“盐铁官营有利有弊，用得好，有利社稷稳定，用得不好，会埋下社稷动荡的隐患。说到底，关键还是吏治不能，所以，这一政策本朝有过许多争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孝昭皇帝始元六年（公元前八十一年），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大臣和各地州郡的大儒、大商贾六十余人辩论施政问题。大儒和大商贾们要求朝廷废除盐铁、酒榷、均输等律法，以示节俭，并进而对于内外政策提出了许多主张。虽然他们提出的一些‘休养生息’之策有助于社稷稳定，但朝廷并未采纳他们废除盐铁的建议。始元六年七月，朝廷下诏，撤消了设置在各郡国的榷酤（酒专卖）和关内铁官，其余盐铁政策照旧，仍遵旧制。”
“到了王莽乱政的时候（公元十年），实行五均六管法（官卖盐、酒、铁，收山泽生产税，官铸铜钱，五均赊贷总称为六管），又改回来了，但结果大家都知道。”
“孝章皇帝驾崩后（公元八十八年），孝和皇帝（十岁）继位，窦太后临朝称制，外戚大将军窦宪总揽权柄。窦太后临朝不久，即宣布‘罢盐铁之禁，纵（任）民煮铸’，朝廷自此国库亏空。”
“孝和皇帝驾崩后，孝安皇帝（十三岁）继位（公元一o七年），邓太后临朝称制，大将军邓骘辅政。邓太后从窦家的失败里取得了一些经验，并用外戚和宦官。当时西疆战乱，内有叛乱，外有西羌入侵，朝廷急需财赋，不得不重禁盐铁。但由于朝野上下反对声太大，官营最终没有全部实现。永建元年（公元125年），宦官曹腾、孙程等十九人发动宫廷政变，赶走了阎太后，孝顺皇帝继位，宦官全部封侯并主掌权柄，盐铁逐渐恢复官营，但其后大将军梁翼辅政，盐铁之争再起。”
“到了我父皇一朝，大将军为了戍守北疆，说服了我父皇，重开盐铁，而当时主持此事的就是你。”长公主手指李玮，摇头苦笑，“算起来，盐铁重开已经十六七年了，现在朝廷要重禁盐铁，而主持此事的又是你，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朝堂上如果没有纷争，那才是怪事。”
“难道你不怕人家一气之下，把你杀了？”长公主调侃道。
李玮哑然失笑，侃侃而谈。
“盐铁之议，本朝曾有多次，但并未发生流血冲突，臣希望这次也能顺利解决。”
“其实盐铁之争，说到底还是治国策略之争。”
“在孝昭皇帝始元六年的盐铁之议上，御史大夫桑弘羊就说过，‘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费之旅，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民’，好处很多。但名士商贾等人则认为盐铁专营有害处，指责孝武皇帝大举进兵匈奴，给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
“两方的观点很明确，一方主张朝廷干预盐铁等货殖之事，一方主张自由发展；一方强调朝廷要强势，要威临四海，一方强调朝廷要无为而治；一方从社稷兴盛出发，一方从普通百姓的生存出发……这些观点的对立，不止本朝，自古以来就有。朝廷不强大，则难以抵御外敌，而过于强大，势必要侵害百姓的利益，这个治国的利弊实在难以抉择。”
“盐铁之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盐铁不专营，则朝廷财赋不能保证，这是事实。孝武皇帝朝如此，现在更是如此。不过，如果朝廷夺取了百姓太多利益，又会招致民愤。大秦历二世而亡，教训深刻。”
“孝昭皇帝朝的盐铁之议后，朝廷还是继续实行盐铁官营之策，可见建立一个强势大汉的策略还是占据了绝对上风。”
“那次盐铁之议，在双方争论的观点中，朝廷一方的论点较为务实，而大儒商贾一方则摆出了以德治国的理论，抨击盐铁官营违背了‘仁政’、‘王道’，认为盐铁官营不过是‘当时之权，一切之术，不可以久行而传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国子民之道也’。这话听上去激动人心，用来煽动百姓大概没问题，但用它来说服我们，实在差得太远。整部《孟子》读得人热血沸腾，却没有一个诸侯国的君主采用孟子建议的治国之策，原因就在于此。”
“没有强大的王朝，没有威震天下的实力，百姓如何生存？百姓都不能生存了，还谈什么理想、礼制？只有大汉强大了，百姓吃饱了穿暖了，社稷安定了，才能谈理想、礼制，否则都是胡扯八道。”
“当然了，我不是说礼制、道德不重要。本朝历来重视教化，以德治国，以礼教民嘛。士人有理想，有道德，对社稷的好处不言而喻。然而，国政上的很多事，是很难用对错来简单区别和判断的。任何一个决策，朝廷都需要反复商讨，对形势进行分析和判断，需要仔细权衡利弊，需要斤斤计较，锱铢必争。”
“我们这类人的所作所为，常常被那些自命清高的士人所不齿。他们常说，君子不言利，他们以崇高的品德和言行赢得了百姓们的拥戴。但我说句难听的话，没有强大的大汉做后盾，他崇高什么？他拿什么崇高？他连命都保不住了，还崇高什么？”
“也许他们进入朝堂，亲身接触了国政，他们才会理解治国的艰难，才会知道这其中的难言苦衷，才会发现他们所抨击的‘苛政’不过是朝廷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已。然而，当百姓看到他们进入官场，言行不一后，大多会认为他们不能抵御官场的诱惑，而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了。”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想为天下，为百姓，为自己谋取利益，这三种目的同时存在。很多人都想干成一番大事业，但现实挫败了理想。于是很多人往往先丢了天下利益，不顾一切先保住自己的利益。盐铁之争就是如此。”
“那些大儒商贾们后来的话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朝廷不应夺民之利。什么民？哪个民？是他们自己，是官吏、商贾和富豪，而不是农夫、工匠、奴仆。”
“他们认为‘畜民者先厚其业而后求其赡’，‘王者不畜积，下藏于民’，‘民人藏于家，诸侯藏于国’，而天子应‘藏于海内’。这是什么话？天子就应该靠赊贷过日子？朝廷就应该亏空？”
“还是那句话，只有大汉强大了，只有国富了，百姓才能富。”
第二卷 乱世豪雄篇 第十一章 长河落日 第四十七节
大汉元平三年（公元205年），正月。
正月初一，新年大典。
长公主以天子名义下旨，大赦天下。
正月初三，未央宫，麒麟殿。
大司马徐荣召集辅弼大臣议事。丞相李玮正式提出了改制之策。
太傅杨彪、御史大夫荀攸早在年前就已经接到了丞相李玮的书信，知道朝廷的财赋危机非常严重，多次召集府、台大吏商讨改善之策，并且把商讨的细节书告了李玮。今天看到李玮的改制之策后，两位大臣非常吃惊，他们没想到李玮的动作这样大。
重修《盐铁律》，两位大臣同意。当年李弘为了缓解北疆危机，想方设法逼迫朝廷重开了盐铁，当时洛阳的反对之声极其强烈，而太尉崔烈大人更是因此而引咎请辞。重开盐铁其实就是鼓励营商，这严重打击了大汉重农抑商的国策，对社稷的长治久安非常不利。
十几年过去了，当大汉从废墟中爬起来，艰难地走向中兴时，重开盐铁的弊端马上暴露了，朝廷不得不改弦易辙，再次提出“重农抑商”之策，这是好事，不过两位大臣对朝廷事实上控制盐铁的经营权提出了质疑。朝廷直接参予营商，等于“崇末抑本”，和“重本抑末”的国策背道而驰，不利于朝廷财赋的持续增长和国力的持续增强。这是有历史教训的，而且最近十几年来的事实也证明，重农是必需的，鼓励营商也是有必要的，两者互为依存，朝廷不能因为财赋出现了重大危机，就全盘否定营商的好处，一棍子把营商打死，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重本抑末是战国时，李悝、商鞅和韩非等法家代表提出来的重视农业，限制或轻视工商业的一种经济策略，他们认为农业是百姓衣食和富国强兵的源泉，因而把农业称为“本”，把工商业称为“末”，认为重农必须抑商和禁末，以保证农夫的绝对数量和耕种土地的积极性。）
杨彪和荀攸同意重修《盐铁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乘机打击北疆系的权势。过去北疆为了生存，从朝廷得到了重开盐铁和铸造钱币两项特权。北疆勤王成功后，首先交出了铸币权，盐铁因为孝灵皇帝下诏全部放开了，这项特权也就不存在了。北疆重开盐铁后，为了筹措屯田和赈济钱粮，几乎把盐铁的开采和经营权全部卖了出去。后来为了还款和筹措军资，又大量举债，把冀州和幽州的盐铁开采和经营权也卖了出去。朝廷到了北疆后，继承了这笔巨大债务。他们为了还债和征伐，接着又把中原、关洛一带的盐铁开采和经营权也卖了出去，而拿到这些盐铁开采和经营权的人，几乎都是北疆的门阀世家和商贾富豪。
其中掌控盐铁开采和经营权最多的就是关中的徐陵、麴忠，其次是河东的卫家，晋阳的王家、郭家和令狐家，幽州的田家、鲜于家，冀州的崔家。这些人都是北疆系的大门阀、大富豪和大商贾，都是“官商士”一体的显赫门第，在朝中也都是炙手可热的大人物。
修改《盐铁律》，首先就要损害他们的利益，北疆系内部的争斗将异常激烈。但不管北疆人怎么自相残杀，对朝中其它权势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对于重修《田律》，两位大臣持保留态度。
限田罚租，牵扯面太大，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官吏和士人，甚至军功阶层，利益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害。田地越多，利益受损越大。
杨彪沉吟良久，建议道：“从今年上计的情况来看，各地人口都在增长，但由于二十年战乱，人口折损过半，短时间内，土地的供应量还是可以满足人口的需要。换句话说，土地兼并的情况还没有严重到影响百姓的生存。相反，限田罚租反而会引起朝野震荡，不利于州郡的稳定。”
“朝廷对土地兼并的惩处一直非常严厉，目前的土地兼并主要是隐性的，并没有公开化、扩大化，还在朝廷的控制范围内。而且有些土地兼并是出于迅速恢复农耕的需要，和恶意兼并土地是有区别的，朝廷应该慎重甄别，不能简单处理，一刀切。”荀攸也劝道，“考虑到限田直接冲击到军功阶层的利益，我建议还是缓一缓。”
“我为什么恳请长公主殿下召回各州刺史？就是为了这事。我也想知道土地兼并是不是严重到了必须修改《田律》的地步。”李玮说道，“但实际的情况是，问题非常严重。”
“因为二十年的战乱，大汉人口是减少了，朝廷在实施‘计口授田’和‘土断’等政策的时候，完全可以保证富乡、狭乡的百姓都能分到足够维持生计的田地。但问题是，同样因为二十年的战乱，有些人在北疆的庇护下，在朝廷的庇护下，已经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这些财富如何才能传承下去？如何才能保值增值？土地，只有购买土地才能让他们的财富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地保留下来。”
“朝廷有政策，严禁兼并土地，那他们怎么办？打压粮价，抬高耕畜、铁具、食盐等等农夫必需品的价格。农夫就算日夜辛劳，还是一无所有，最后只好把土地的租种权卖给他们，自己宁愿做个雇农、佃农以便维持生存。”
“按照新田制，土地的所有权是朝廷的，农夫们只有租种权，我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土地兼并了，谁知朝廷上有政策，各地下有对策。有钱人仅仅以低廉的价格，甚至一个钱不出，就把农夫们手中的土地租种权拿去了。”
“这是一种变相的土地兼并。如果这种事情不能遏制，任其发展下去，朝廷的田租会越来越少，粮价会越来越低。本朝粮价最低的时候，就是孝宣皇帝朝，五钱一斛。但那时人口多，口赋算赋的收入高，盐铁官营收入也高，而且社稷稳定，没有战乱，朝廷财赋很充裕，现在呢？现在田租是朝廷财赋收入的大头，在平叛大战还在继续，社稷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朝廷财赋的减少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我们要想完成中兴大业，就要向他们低头，就要向他们借钱。没有钱还，就要放弃打击土地兼并，就要默许他们兼并土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很简单，朝廷越来越穷，赊借的钱越来越多，被迫无奈之下，只好修改《田律》，出卖土地所有权，把土地卖给农夫，其次就是卖官鬻爵，以便筹措钱财维持朝廷的运转和各项国政的开支。”
“农夫手中的土地租种权已经给有钱人掠夺了，土地事实上已经控制在有钱人手里，我们出卖土地所有权，等于把土地卖给了有钱人。这些有钱人几乎没有花钱就拿到了大量土地的租种权，然后又名正言顺地把这些土地变成了他们的私产。农夫们呢？无论土地的价格多么低廉，他们都已早早失去了土地的购买资格，他们依旧一无所有。”
“我们说重农，重农，说农是国之根本，但事实如何？事实上，农夫们一年辛苦到头，什么都没有，连赖以生存的土地都没有，这难道就是大汉中兴的目的？”李玮越说越激动，用力擂了几下案几，“我们的良心呢？我们的良心在哪？大汉能走到今天，是谁给我们耕种粮食？是谁给我们制造军械？是谁给朝廷缴纳财税？我们就这样对待为大汉中兴而流血流汗的百姓吗？我们的良心难道都让狗吃了？”
屋内寂静无声，几位大臣都没有做声，沉默不语。
“丞相大人，这都是你的推测之言。虽然各地门阀富豪用各种手段大肆掠夺农夫们手中的土地租种权，但按照《田律》，这些土地还是朝廷所有嘛，并不是门阀富豪们的私有财产。严格地说，这并不算土地兼并。”
李玮从堆在身边的文卷中抽出了几卷竹简，然后重重放到案几上，“这是各州刺史的奏禀，诸位大人可以看看。事实上，这不是我的推测。这些被掳掠了租种权的土地正在变成各地门阀富豪的私产，土地兼并的大潮正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悄无声息地席卷而来，负债累累的朝廷因为没有财赋，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事态一步步地恶化，茫然无措。”
“怎么会这样？”大司马徐荣诧异地问道，“中原大战结束后，青兖两地爆发了圈地炒地的风潮，朝廷不是惩治了一次吗？难道还有人胆敢公然和朝廷对抗？”
“不是有人和朝廷对抗，而是朝廷引发了这场土地兼并的风潮。”李玮叹了一口气。
“朝廷虽然负债累累，但平叛的仗要打，而且战场越来越远，越来越多。另外长安要重建，洛阳要修缮。西疆打下来后，河西的长城和各地边塞关隘要重修，西疆各郡要赈济，这些都要粮食，要物资，要徭役。在粮价被朝廷死死控制的情况下，盐、铁、耕畜等价格飞涨，甚至雇人代役的价格也涨了很多。农夫的地只有那么多，产出也只有那么多，收入也只有那么多，其它东西涨价了，收支严重不平衡，他们就没有办法生存了。这时就形成了出卖土地租种权和向子钱商（高利贷商人）赊贷的热潮，伴随这股热潮产生的还有一股热潮，那就是弃田从商或者做佣工。”
“农夫们在田地里辛辛苦苦，但赚不到钱，甚至危及生存，无奈之下，他们一部分人做了佃农、雇农，一部分人到作坊里做工，还有一部分人拿着出卖了土地租种权或者赊贷的钱到商市里做小买卖。这些年打仗、城池重建，物资消耗量和贩运量非常大，各地作坊、商市都很多。作坊需要人手，工价很高，而商市有利可图，弃田从商者比比皆是。”
“土地没人耕种，或者耕种的人手严重不足，粮食就会减产。粮食减产，首当其冲遭到打击的就是各地府衙。朝廷为了筹措粮食，这几年都给各地府衙下达了定量，完不成规定数量的，轻则免职，重则坐牢。各地官吏情急之下，只好拿出手里的特权，把所有出卖了土地租种权而又荒废不耕的土地做为可垦可不垦地（可以耕种但收益很低的地）贱卖给门阀富豪，让他们雇人耕种，以保证自己能完成朝廷下达的粮食定量。那些门阀富豪不费吹灰之力，用很低的价格就拿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土地。”
“这种情况前几年就已经开始了，但朝廷为了让所有的土地都能产出粮食，为了照顾各地府衙的实际难处，也就默许了。但到了今年，这种情况就泛滥了。有些地方的门阀富豪和官府大吏互相勾结，想方设法夺取农夫手中的土地，还有一些地方官吏竟然以官府的名义购买农夫手中的土地，以便增加职分田，给自己和掾属们谋取私利。”
李玮看看徐荣、杨彪等人，连连摇头，“这就是现状。你们说要不要限田罚租？要不要课商重税？要不要立即增加谷价？”
杨彪苦叹，“仲渊啊，我知道你这个丞相难做，但你不要为了确保农夫们的利益，而打击王公贵族、门阀富豪啊，尤其这个限田罚租还牵扯到军功阶层的利益。”杨彪望了一眼神情冷峻的张燕，接着说道，“孝哀皇帝年间，丞相孔光会同大臣师丹、何武提出了一个限田限奴之策，其中规定诸侯国王、列侯、公主、关内侯、吏（官吏）、民（一般富豪与商贾）占有田地不得超过三十顷。这个奏议遭到了朝中上下的激烈反对，后来不得不搁置了。”
“从我们这个角度看，孔光的这个限田三十顷还是相当宽松的，但你如果再看看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颁布的以军功爵高低及其他身份为依据的受田受宅地《二年律令》，你就知道这个限田数额太低了。吕后二年颁布的《二年律令》其实就是名田制，赏赐出去的土地有受无还，长期占有，世代相传。其中规定侯爵级，包括彻侯和关内侯。彻侯除封邑外，另受一百零五座宅基地。卿爵级，包括大庶长至左庶长九级，最高级的大庶长可受田九十顷，宅基地九十座，最低的左庶长还可受田七十顷，宅基地七十座。由此可见他这个限田数额要损害多少人的利益，遭到的阻力会有多大？打击面太大了。”
“今天你这个限田罚租也是一样。你拟定的限田数额是二十顷，而中原大战结束后，朝廷赏赐给秩俸两千石大吏的田地就是十五顷。关中大战、洛阳大战、西疆大战、豫州大战，朝廷每次赏赐给有功将士的都是田宅，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军中普通将校至少都有田地三十顷以上。你说你这个限田数额如何能够得到朝中大臣们的同意？”
朝廷没有钱财，只能把土地赏赐给军功者，正好人口骤减，荒芜土地又多，所以从中原大战结束后，朝廷也仿照本朝初年的《二年律令》制定了赏赐之法，也就是始于商鞍变法的“名田制”。名田制是军功爵制的基础，普通军功阶层有了田地也就迅速变成了富豪，而功勋显赫者慢慢也就成了高门大族。
杨彪作为门阀世家，当然不会同意限田罚租之策，但他不好直接反对，马上把矛盾转嫁到了军功阶层身上。
张燕一直不说话。李玮的改制之策他和徐荣早就看过了，实施的难度很大。要想成功，必须“以进为退，步步为营”，否则肯定失败。这是纯粹的利益之争，就象买卖双方在商市上讨价还价一样，买家和卖家要讨价还价，直到双方都做出了可以忍受的让步，到了都能接受的价格，交易就能成功。
李玮为此精心设计了三个改制方案，今天拿出来的，是要价最高，条件最苛刻的方案。
“太尉大人呢？你的意见呢？”杨彪看到张燕不说话，干脆挑明了，直接问，“各部将军、校尉们为了大汉中兴，浴血奋战，甚至战死疆场，为了什么？朝廷这么做，会让他们寒心的。车骑将军尸骨未寒，朝廷就要欺凌他的寡妻孤儿，这也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吧？”
“为了什么？为了活着，为了不再吃人肉。”张燕冷笑道，“麴义大人马革裹尸，难道就是为了钱财？为了让百姓失去田地，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相信麴大人如果还活着，他一定会支持丞相大人的改制之策，支持朝廷限田罚租的决策。”
杨彪笑容一僵，非常尴尬。
“这只是丞相大人的一个奏议，还要朝议商讨，还要征求各方意见，不要急，慢慢来，慢慢来……”徐荣急忙打圆场，“对改制之策的其它议案，太傅大人还有什么意见？”
杨彪冷哼一声，不愿再说。
“荀大人，对于入粟拜爵之策，你可有什么看法？”徐荣微微一笑，转头去问荀攸。
“入粟拜爵，最初始于大秦。秦始皇四年（公元前143年），天下大疫。始皇下令，凡捐助朝廷千石粟者，则拜爵一级。本朝则是孝文皇帝朝的御史大夫晁错为了解决土地兼并问题而最先提出来的。今天丞相大人重新起用此策抑止土地兼并，的确是个上佳的办法。”
“不过……”荀攸稍稍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从抑商这个角度出发，我反对让商贾输粟入官。”
“商贾逐利，对农夫的欺诈最为厉害。农夫的收入大部分自于谷粟，为了缴纳赋钱，他们要出卖谷粟。卖给谁？商贾。商贾用什么价收？他要获取钱财，就要尽可能压价。农夫们遇到灾祸急需钱财时，商贾们更是卑鄙无耻，往往乘人之危以最低廉的价格掠夺农夫们的财产。如果农夫们没有东西卖，就要向他们借子钱（高利贷），这常常是农夫们最后陷入卖儿卖女，家破人亡之境的最直接原因。”
“所以，我觉得当年晁错大人说得对，要让那些没有市籍的富人输粟入官，然后朝廷赏给爵位，有罪可以免罪。这些没有市籍的富人一般都以入仕和耕种来获得财富，但这些人地位低，财富也不是很庞大，在当地影响力很小，家中虽有存粮但因为价格太低，无利可图，所以一般也不愿意卖。如果朝廷下旨，能用爵位和免罪权利来收买粟米，他们家里的谷粟就有出路了。富人有了爵位，地位提高了，势力大了，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兼并和侵占商贸的利益。”
“和商贾比起来，这些人能体谅和理解农夫的艰苦，也知道农夫的存在才是财富积累的源泉，所以他们对农夫的剥削要好一点，不会把农夫逼得走上绝路。农夫把谷粟卖给富人，遇到灾祸的时候向这些富人出卖财产和赊借钱财，一方面可以减少商贾对自己的盘剥，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得到改善，而商人失去了剥削农夫的机会，财富的积累和实力自然也就慢慢有所下降。”
徐荣和张燕等人连连点头。
“荀大人这个建议好，这个建议好。”李玮也连声赞道。
各地富人很多，其中一部分人因为身份特殊还享受多种免赋免役的特权，包括六百石（中级官）以上官，第九级爵五大夫以上等有爵士人，输粟入官后，地位提高，有助于他们财富势力的增加，有助于他们和商贾争利，也有助于农夫保住自己的土地，同时也有助于社稷的稳定。
“《赊贷律》呢？”李玮问道，“子钱商贾唯利是图，根本不管贫苦百姓的死活。为了稳定社稷，安抚百姓，有必要让各地官府介入赊贷一事，最大程度地保障贫苦农夫的生存。”
“当年王莽实行新政，搞了一个《五均赊贷律》，目的是抑制子钱商贾和放贷富豪对百姓的剥削，效果的确有，尤其是对那些遇到病患、灾祸，或者无钱举行祭祀丧葬等事的贫苦百姓很有帮助。毕竟以这些事向官府赊贷不需要付利息，但过期不还本钱，就会被罚作罪徒，惩罚很严厉。”
“百姓是因为穷才赊贷，几个月甚至一年时间很难偿还这笔债务，无奈之下，他们就以身家性命来还债。另外，官府贪赃枉法，吏治，也让朝廷下拨的赊贷款很大部分进了私人的腰包，甚至成为官府打击赊贷者，掠夺赊贷者财富的武器。总之，官府用作赊贷的钱收不回来，入不敷出，难以为继，《赊贷律》很快成了摆设。”
李玮脸显不快之色，“荀大人的意思是，我拟定的这个《赊贷律》，根本就是摆设了？”
荀攸谈淡一笑，眼里尽是嘲讽之色。
李玮有些受不了，他耗尽心血写了一部《赊贷律》，结果在荀攸眼里，不过是一堆没用的破竹片，“那依照荀大人的意思，朝廷应该任由那些贫苦之人自生自灭了？”
“在你看来，《赊贷律》或许可以夺取子钱商贾的利益，但在那些可怜的百姓看来，官府和子钱商贾同样都是可怕的吃人者。两者唯一的区别是，官府是头凶狠的猛虎，而子钱商贾是头狞狰的恶狼。”
“你……”李玮怒气上涌，张嘴就想反击。
“吏治，吏治清廉是根本。”徐荣马上站了起来，“丞相大人，我看，你还是再仔细考虑考虑，如果条件不成熟，这个《赊贷律》就暂时放一放。”
李玮气得面红耳赤，恨不得一拳砸烂荀攸那张老脸。
正月初八，大司马徐荣在麒麟殿召集公卿大臣议事，正式宣布改制。
丞相李玮详细说明了改制的原因，并拿出了改制之策。
争论从一开始就非常激烈，主要围绕盐铁官营和限田罚租。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持己见，互不相让。
太仆卿崔琰当堂怒斥李玮，“丞相乃祸国之贼，当五马分尸。”
卫尉杨凤手指李玮，厉声高呼，“乱我大汉者，李玮也。”
李玮理都不理他们，和反对者据理力争，嗓子都说哑了。宗正卿张范、大鸿胪袁耀、少府卿许靖、廷尉卿陈群、光禄大夫辛评等一帮大臣把他团团围住，唇枪舌剑，轮番攻击。
大司马徐荣看到事态严重，急忙宣布暂停，“诸位大臣回去好好想一想，明日再议。”
正月初九清晨，长安数百商贾云集丞相李玮的府邸外，大吵大闹，把府门都给砸坏了。
李玮无奈，从侧门出府，急速赶到未央宫。
争论，还是争论。
四十七名大臣联名上奏，弹劾丞相李玮，声势惊人。
长公主大惊，在何风和两千悍卒的护卫下，连夜赶到长安城。
正月初十，长公主于未央宫前殿主持朝议，正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大汉要中兴，国策就要修改，毋庸置疑。”
“正月十五，请百名大臣、大儒、商贾和富豪齐聚麒麟殿商议中兴大计。”
正月十一清晨，丞相李玮在直城门大道遭到刺杀。
七名刺客呼啸而上，亲卫措手不及，连倒数人，幸好右卫将军赵云和他同车上朝，否则丞相大人这条命就危险了。
赵云连诛三名刺客，护着李玮进入未央宫。
长公主闻讯大怒，责斥卫尉杨凤、京兆尹余鹏、司隶校尉张辽、长安令士孙平疏于京都戍卫，命令四人即刻查出主谋，严惩不怠。
第二卷 乱世豪雄篇 第十一章 长河落日 第四十八节
丞相李玮被刺，震动了长安。
长公主下令，调五百南军卫士保护李玮的府邸和家眷，并请城门校尉何林亲自负责李玮的安全。
这场刺杀让李玮成为朝廷全力保护的对象，同时也让朝野上下都知道了朝廷改制的决心。现在就算杀了李玮，长公主也要继续改制，绝不会半途而废了。
正月十三，在长公主的劝说和威逼下，大臣们同意修改国策。
丞相李玮随即提出了三个改制原则，隆礼重法，重本抑末，和谐稳定，国策的修改要在这三个原则上进行。
大臣们没有异议，一致同意。
太傅杨彪、太仆卿崔琰、少府卿许靖等人根据李玮的改制之策，也拟定了一个改制方案，但这个方案因为修改力度太小，遭到了丞相李玮等大臣的猛烈抨击。
正月十四，长公主下旨，命令丞相李玮即刻重订改制方案，以便第二天和百名门阀富豪、官僚士人共同商讨改制之策。
当天晚上，李玮拿出了第二个改制之策。
此刻距离第二天朝议只剩下四个时辰了，太傅杨彪等人根本没有时间再做商讨，只能勉强接受。
正月十五的麒麟殿议政是“国”和“民”在利益上的直接争夺。大臣们为了朝廷利益，必须和天子、长公主保持一致，这是最起码的原则。
正月十五，未央宫，麒麟殿。
长公主亲自主持议事。
丞相李玮、大司马徐荣、太傅杨彪、太尉张燕、御史大夫荀攸等二十名公卿大臣出席议事。
郑玄、王剪、许劭、胡昭、淳于嘉、刘和、杨奇、司马防、赵温、张喜等二十名鸿儒、大儒、老臣、名士出席议事。
徐陵、麴忠、卫固、崔林、王晨、韩铭、荀正等二十名“官商士”一体的大门阀、大商贾、大世族家主出席议事。
其它诸如皇亲国戚、州郡县官吏、各地高门大族和富豪、普通商贾、享有军功爵的士家代表大约五十多人出席了议事。
一百多人聚焦在麒麟殿上，共商中兴大计。
大司马徐荣详细解说了当前天下形势，朝廷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表述了改制的急迫性和必要性，阐述了朝廷的三个改制原则，希望通过这场辩议，拟定一套能迅速促进中兴大业发展的国策。
接着丞相李玮仔细讲解了朝廷的改制之策，学术、政事、民事、兵事等等无一不包，洋洋洒洒讲了一下午。但最后归根到底，重点就是盐铁官营和限田罚租。
李玮刚刚说完，晋阳大学堂祭酒王剪马上站了起来，对朝廷的盐铁官营之策予以驳斥。其中心论点就是与民夺利，认为盐铁官营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淳朴的社会风气，引诱百姓走向背义而趋利的道路。
李玮针锋相对，盐铁放开，导致国库空虚，军资不足。军队既无力戍边，又无力平叛，天下何时才能稳定？只有实行盐铁官营，酒榷专卖，均输平准，才能增加国库收入，迅速平定天下。盐、铁之利是国家财赋的命脉，绝不能完全放开。
争论就此开始，双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
“义”和“利”，谁更重要？
门阀大儒们认为，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产生了“本”亏“末”盛，骄奢贪鄙，百姓贫困等一系列弊端，主张“抑末利而开仁义”，强调礼仪教化，“义”比“利”更重要。
朝廷认为现在国库亏空，天下分裂，社稷和百姓都挣扎在生死线上，奢谈这种没有“利”的“义”有什么意义？难道凭“义”能平定叛逆，稳定边疆？能让百姓吃饱穿暖？
社稷和财赋，应该是什么关系？
门阀大儒们认为，国富不如民富。朝廷如果盐铁官营，必然“利蓄而怨积”，朝廷应该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使盐铁经营良好运转获取最大利益，使社稷各阶层都能从中受益。
朝廷则强调社稷利益至上，认为朝廷应该占有社稷最大财富。如果民比国富，则民强国弱，不利于社稷稳定，而国富国强，则能威仪四海，天下莫不臣服。盐铁官营，可以让朝廷控制社稷命脉，确保社稷稳定。
“本”与“末”如何定位？
农耕为本，工商为末，朝廷实施盐铁官营，本质上就是崇末抑本，妨碍了农耕发展。
朝廷则认为，本末之间本来就是相互依赖的关系，百姓生活所需的“养生送终之具”均“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无末利，则本业无所业”，只有农商交易，才能“以利本末”。盐铁官营，并没有妨碍农、商并重的国策。
生产和消费的严重失衡是导致百姓穷苦的主要原因吗？
门阀大儒将古今生活进行对比，认为古人质朴节俭，衣食足用，而本朝的奢侈消费（尤其是丧葬）非常严重，生活上的消耗远远超过了生产上的消耗。结果国库亏空，百姓穷苦不堪，严重影响和阻碍了中兴大业的发展。
朝廷则认为节俭虽然可以积累财富，但同时也会失去发展动力。财富不能转化为消费，谁还有创造财富的动力？消费对生产是有促进作用的，至于百姓消费多少，那要依据自己的贫富情况而定，不能把百姓的穷苦简单归结为消费过大。
官府营商，是否舍本逐末？
自战国以来，法家就有重本抑末之说，认为工商业不是“治国之本务”，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官府经营工商业，其实就是“与商贾争市利”。
朝廷则认为，门阀大儒所提的“重本抑末”之说，是要抑官营工商业，为私人工商业争夺利益，这是对“重本抑末”说的曲解。
朝廷坚持认为官府应该控制工商业，发展官营工商业。这样既可以增加财赋收入，可以削弱富商大贾的实力，抑制他们兼并土地、掠夺百姓财富，非常有利于“使民务本，不营于末”，有利于“建本抑末”。
农夫穷苦，和盐铁是否有关系？谷价上涨，是否会导致朝廷对农夫们的两重剥削？
门阀大儒认为，农夫穷苦，是因为朝廷压制粮价导致的，和盐铁没有关系。目前盐铁、耕畜价格已经很低了。尤其在这种战事频繁，对盐铁牲畜需求很大的情况下，各地盐铁、耕畜能保持现在价格，已经是充分考虑到了谷价太低对农夫造成的损害。没有农夫耕地就没有粮食吃，没有粮食吃，谁还要盐铁？这种道理谁不懂？朝廷以谷价太低为借口实施改制，目的是想抢夺盐铁商贾的财富，而不是为了改善农夫的贫穷。
门阀大儒们还认为，朝廷控制谷价，把谷价定的很低，对农夫们残酷剥削，让农夫们付出了巨大代价。现在朝廷还嫌财赋不够，要提高谷价，要盐铁官营，要对农夫们实施第二重更残酷的剥削。
农夫们田地有限，产出有限，田租赋税徭役又很重，谷价就算涨一倍，他们的收入也提高不了多少。农夫们的主要消费是吃饭穿衣，是最基本的生活消费。谷价涨了，盐铁农畜衣物自然也涨，这些东西的涨价幅度要远远大于谷价的上涨幅度，农夫们会更穷。农夫们无法靠田地养活自己，就要另谋生路，就要弃田，粮食产量就会下降，谷价会涨得更高，而其它东西也跟着水涨船高，如此恶性循环，后果不堪设想。
盐铁官营最严重的弊端除了导致吏治外，另外一个就是盐铁涨价，这是有历史教训的。按照朝廷的意思，盐铁先官营，谷价后涨。也就是说，盐铁的价格要先涨起来，这样谷价的涨幅肯定要小于盐铁价格的涨幅。如此一来，农夫们的财富就被更加快速地剥夺了，他们马上就要遭到朝廷的两重剥削了。
朝廷的两重剥削将会把农夫们逼上绝路。
朝廷认为门阀大儒们的这种说法是在威胁朝廷，是想拿自己囤积的盐铁和粮食挟持朝廷。朝廷既然官营了盐铁，难道还不能控制价格？退一步说，朝廷不涨粮价，只降盐铁价，行不行？再退一步，朝廷拿盐铁官营得到的财赋补贴农夫，行不行？
麒麟殿上的议政旷日持久，从正月十五一直延续到二月初，还没有任何结果，不过双方开始妥协的迹象正在逐渐显露。
盐铁的开采权基本上控制在朝廷和大门阀、大商贾手中，很多普通商贾富豪甚至连经营权都没有，所以这些人关心的是限田数额、商税和入粟拜爵。
李玮最近一段时间和他们频繁接触，做出了很多承诺，比如出让盐铁经营权，扩大限田数额，适当提高商税，酌情降低入粟拜爵的“门槛”，最大程度地保护和满足他们的利益。
这些人的群体很大，尤其是市籍商贾，他们今日的地位和待遇相比过去，那简直是天壤之别。他们最怕的就是政策反复，想当年孝武皇帝的告缗令让几万商贾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而董卓的屠刀至今还历历在目。他们不同于大商贾，大商贾没有市籍，权势大，应对突变的能力强，而他们不行，只要朝廷要对付他们，那就是风卷残云，一扫而空，所以他们无条件地支持朝廷。至于普通富豪在这场改制中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们当然不会冒着掉脑袋的危险跟在大门阀、大商贾后面摇旗呐喊，所以他们也支持朝廷。
朝廷有了这些人的支持，底气十足，可以放开手脚对付大门阀、大商贾。实在不行，找个借口来次血洗，正好可以打击异己，抄没家产，充实国库，安抚农夫，顺便培养一批新的大商贾帮助自己推行新制，可谓一举多得。
大门阀、大商贾看出了危机，他们不再坚持，也试图做出让步。但他们的背后有庞大的军功阶层做支撑，他们的让步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让的太少，条件太苛刻，无法满足朝廷的要求。
他们向远在西凉的大将军求援，向和自己有姻亲关系的军中将领求援。
大将军早在去年年底就接到了李玮的书信，年初，又接到了长公主、徐荣和张燕等人的书信，对朝廷要求改制一事表示理解和支持。
应李玮的恳求，大将军书告各地统军大将和各州刺史，详细解说了朝廷改制情况，请他们无条件支持朝廷。
至于限田罚租一事，大将军还专门做了解释。侯爵级的文武大吏都有封邑，不在限田罚租之列，影响不到私人利益。卿爵级，包括大庶长至左庶长九级，其中最高级的大庶长在历次封赏之后，受田最多的还未到百顷。而朝廷此次限田数额是一百五十顷，也就是说，所有军功阶层的人都不在限田罚租之列。目前朝廷拿出来的方案是初案，不是最后的《限田律》，所以你们无需担心，尽管上表支持即可。
二月上，在京将军，各地统军大将，各州刺史、部分太守、国相，纷纷上书，支持朝廷改制。这让大门阀、大商贾意识到，朝廷这次改制的背后是大将军，而大将军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筹措军资打仗，他是为了大汉的将来，为了小天子主政。如果大家继续和朝廷对抗，坚持不让步，后果难以预料。
二月十五，在众人的期盼之中，大将军的书信到了。
大将军的书信劝告大家以社稷为重，以大汉为重，以天子为重。大汉如果不能中兴，如果再次走向倾覆的深渊，又有谁能保住自己的家园，保住自己的田地，保住自己的财富？今日形势下，诸公唯有齐心协力，才能确保大汉振兴。
他又给徐陵、麴忠、卫固各自写了一份信。北疆能够崛起，大汉能走到今天，你们居功至伟。但十几年来，你们赚了多少钱，从中获取了多少利，相信你们比我更清楚。我们抛开朋友关系，抛开同僚关系，我们就从利益角度来说，十几年来，因为我们共同的努力，朝廷得利了，百姓得利了，你们也得利了，大家都得利了，大家处得很融洽。现在呢？现在你们还在得利，甚至把朝廷和百姓的利都抢到了自己的腰包里，朝廷和百姓已经不得利了，大家的相处已经不融洽了，这种不融洽的关系如果继续下去，结果是什么？百姓不能活了，朝廷又没有钱财赈济和帮助他们，那么他们就要以命相抗，结果是玉石俱焚。
回头去看看二十一年前的黄巾起事，西疆之乱，回头去看看十六年前的董卓之乱。
黄巾起事，摧毁了大半个冀州，摧毁了颖川和南阳，摧毁了青兖两州，请问，现在这些地方还有多少高门大族？西疆大乱，摧毁了整个凉州，请问，凉州现在还有几个世家富豪？董卓之乱，摧毁了洛阳和关中，虽然关洛的门阀世族、商贾富豪四散而逃，勉强保住了身家性命，但现在还剩下多少显赫门第？关西的杨家比你们有钱吗？关中的马家还有昔日的奢华吗？
好好想一想，想想你们的财富是怎么来的？朝廷既然能给你们积累财富的机会，保护和帮助你们赚取财富，那么也能让你们一夜之间一无所有。百姓既然能忍受你们的盘剥，忍受你们的欺凌和压迫，那么他们也能一怒之下砍下你们的脑袋。
自古以来，富可敌国的大家族、大商贾比比皆是，但你们现在四下看看，看看还能找到他们的后代吗？富不过三代这句话虽然太夸张了，但人如果因为权势，因为钱财而忘记了做人的本份，那么他距离败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如果你们想明白了，愿意继续和朝廷，和百姓保持过去那种融洽的关系，你们还是能得利，只不过财富的积累要慢一点，赚钱要辛苦一点。朝廷和百姓得利了，日子好过了，相信你们赚取的财富不会比过去少，只不过相对于你们的财富总量来说，财富增长的速度不够快而已。
总之，竭泽而渔未免太短视了，激化矛盾更是不可取，你们应该把目光放长远一点，不要把眼睛总是盯在钱财上迷失了心智。赚取钱财的方法很多，前提是和气生财，你们把赖以保护自己的朝廷丢弃了，把赖以生存的百姓丢弃了，你们还有活路吗？
徐陵、麴忠、卫固从这份书信里看到了血腥。大将军还是过去那头豹子，把他惹急了，他要吃人的。
二月十六，徐陵、麴忠、卫固上表，愿意把手里的盐铁开采权交出来，但要求保留盐铁的经营权，同时建议朝廷把限田数额提高到五百顷，超过限田数额部分的田地征缴两倍田租。
李玮很高兴，马上做出了让步。盐铁经营权可以让出一半，但限田数额只能提高到一百顷。
随着大门阀、大商贾交出盐铁开采权和部分经营权，麒麟殿的议事马上进入。各方势力为了利益，和朝廷讨价还价，争论再掀。
三月初，李玮拿出了他的第三个方案，在这个方案里，李玮把提高谷价的议案撤下了。
门阀大儒们的话是有道理的，朝廷目前所定的谷价低贱，已经严重剥削和伤害了农夫，如果盲目提升谷价，而朝廷又不能绝对掌控盐铁价格，那么极有可能导致各类物价同步飞升，继而对农夫造成第二重剥削和伤害。
可怜的农夫连遭两重剥削，境遇将更加悲惨，这完全背离了朝廷改制的初衷。
第三个方案还是不能让大门阀、大商贾满意，双方争执不下，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僵持。改制之策需要朝野上下齐心协力才能得到很好地推广和实施。尤其在中兴初期，更需要团结所有的力量，不能有丝毫的大意。这样的僵持对朝廷非常不利，时间越长越不利，李玮为此忧心如焚。
那些大儒、名士们不急，他们跑到太学，和博士、诸生们辩议经文，纵论时政，谈词说赋，闲暇时切磋琴棋书画，悠闲得很。
三月中，骠骑将军鲜于辅禀奏朝廷，辽东战事再起，上谷郡方向也是战云密布。扶罗韩听说汉军在西疆取得了大捷，担心汉军征伐大漠，和乌丸人能臣氐、修武卢结盟，打算攻打代郡和上谷郡，以逼迫大汉天子承认他的大鲜卑王地位。
如果扶罗韩丧心病狂，出兵攻打边郡，北疆就有一场大战，朝廷需要征调更多的军队和粮草军械，而钱粮的筹措很可能成为大门阀、大商贾要挟朝廷的武器。为此，朝廷必须尽快完成改制之策商议和制定，并下诏颁布执行。
大司马徐荣、太尉张燕急了，连连催促李玮。李玮急得团团乱转，病倒了。
三月二十四，朱穆和丁立到府中看望李玮，闲聊之中说到了太学的事。
这段时间，当代鸿儒、通儒、大儒、诸多名士几乎都在长安，这可是非常难得的事。所以三辅、河东、关西、洛阳等地的儒士纷纷慕名而来，一则想看看大儒名士们的风采，二则想聆听大儒名士们讲授经学，三则如果有机遇，得到他们的一句点评，马上就能“一飞升天”，最差也能步入仕途，幸运的还能入辟公卿府。
太学里人满为患，每场讲经、辩议都是人山人海，尤其是辩论经文的时候，很多儒士为了吸引大儒们的注意力，都费尽心思提出一些尖锐、新奇的问题。
“昨天，有位千里迢迢来自颖川的儒生，突然指责郑玄大师在注经的时候，不专守一师之说，尊一家之言，违背了师法、家法，结果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朱穆说道，“郑玄大师初从第五元先大师学习《京氏易》、《公羊春秋》，是属于今文经学派的。后来他又拜张恭祖大师学习《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书》，在马融大师门下又受业多年，属于古文经学派。而他注经的时候，并不专用古文经学家的释义，同时也采用了许多今文经学家的解释，即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择善而从。由此可见他的确并不专守一师之说，尊一家之言，更不遵守师法、家法那一套……”
“我知道了，我有办法了……”李玮突然一跃而起，冲着朱穆、丁立大声叫道，“快，快去把郗虑、赵松两位大人请来，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