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直捣巢穴”就是动用具有压倒性优势规模的军队，发动正面的进攻，军事目标则直指游牧民族抵抗势力的首领。这种军事行动为期并不长，但声势浩大，恰似夏日的急风暴雨，鼓荡着骇人的威力，极具破坏力。因为举凡首领所居之地，多为该民族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的中心，无论军事攻击是否能够达成目的，所造成的兵燹之灾都会对该地区产生极大的破坏，使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恢复过来。
所谓“屠杀立威”就是针对那些胆敢骚扰中原的部落，按照成吉思汗征服草原时所采用的方法，攻破一个敌对部落后，凡是高于车轮的男性全部杀死，女性和小孩全部掠过战利品。钱成认为，既然铁木真用这种方法能够使游牧民族老老实实地匍匐在他脚下，想来明朝采用这种方法的效果也不会差。
所谓“以夷制夷”无非是以金钱、官爵等为诱饵，诱使更多恭顺的游牧部落加入中央政府一方，或使用政治欺骗手段，形成拉一个打一个的局面。
所谓“雕剿”就是指事先获得确凿的情报，然后间道行军，以奇兵出其不意地达到消灭反抗势力首领的目的。按朱棣的理解，“雕剿”其实也就是古代版的“斩首行动”。
读完钱成的策论后，朱棣道：“虽说都是些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其实多半也是经国大道。只不过，若策论里再添点东西……”
钱成咧嘴一笑。“我知道，下棋赢了就告诉我嘛。”
……
朱棣又输了。输了就得认帐。
朱棣对钱成说道：“封狼居胥是历代名将的最高追求。然而你认为，‘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是否就是霍去病的功劳？”
钱成想了想，一本正经地答道：“若无汉武帝慧眼识珠，则无霍去病封狼居胥。匈奴举族西迁，功劳最大的还是汉武帝。”
“你的答案也不算错。但是能够将匈奴驱逐，武力方面的因素却不是主要的。”
不仅钱成瞪大了眼睛，一旁的景秀和周忱也是满脸的质疑神情。
“秦时蒙恬重创过匈奴人，将匈奴人打得向北逃窜了六七百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南下牧马。大约是心有余悸的缘故吧，楚汉相争时中原大乱，然而北方游牧民族甚至连趁火打劫都不敢。唐时李靖也曾重创过突厥人，军锋直指西域，北方游牧民族同样很是老实了一段时间。”
“若汉朝仅仅只是依靠李广、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即便能够一次又一次击败匈奴，但匈奴毕竟是游牧民族，即便遭受重创也难以消灭。经过一段时间的休生养息之后，便可以卷土重来。真正迫使匈奴举族西迁的原因在于：汉朝强大以后，给东胡的乌恒、鲜卑提供武器、钱财，雇用他们打匈奴。东胡人以割掉匈奴人的耳朵为凭证向汉朝邀功请赏。有些东胡部落，比如说鲜卑，干脆就不放牧了，转而依靠屠杀匈奴部落的牧民为生——有着这种依靠屠杀本族牧民为生的恶邻，谁受得了？”
“以步兵为主的农耕民族可以打败游牧民族，但是却很难打出歼灭战，因为在短距离内人腿跑不过马腿。而且，当农耕政权派遗以步兵为主的大军深入草原进行清剿时，尽管农耕政权会为此消耗极为惊人的资源，但如果游牧民族不接战，农耕政权却基本上不可能获得相应的战果。可以说，若不是因为东胡充当了汉朝的雇佣军，匈奴也不至于支持不住进而被迫全族西逃。”
钱成仍然不服气。“不就是以夷治夷嘛，我在策论里也说过。再说，这同样是武力方面的因素。”
朱棣摇摇头。“若汉朝武力不强大，之前未能重创匈奴，给东胡再多的钱他们也未必敢招惹草原上的霸主。但是若不是以大量钱财布帛为代价去雇佣，东胡同样不可能无缘无故去屠杀匈奴牧民。说起来，武力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原因都有。但总而言之，迫使匈奴西逃，经济方面的因素却重要些。刚才我就曾说过，秦朝和唐朝都曾重创过游牧民族，但怎么不见受重创的游牧民族西逃？”
“因此，你可在策论中增加一个论点：朝廷对已归顺的游牧民族区域设立了马市，但一些比较重要的物资一直以来都是受严格控制的。然而为了解决游牧民族对中原的骚扰问题，可对茶马贸易进行适当的改革。”
“以广宁马市为例，此马市主要面向归顺于大明的朵颜三卫。可令朵颜三卫以鞑靼、瓦刺或者其他不服王化的蛮夷为目标，然后凭人头向马市换取各类票据和大明宝钞。所谓票据，和盐引、茶引相类似。有票据，则可购买相应物资，无票据，即便有钱也不可购买此物资。为了激励朵颜三卫对袭击鞑靼和瓦刺产生充分的兴趣，可适当放松对马市的限制，除茶叶、粮食、陶器、丝绸布帛、珠宝玉石等物资外，还可交易原本严格限制的铁器、铜器甚至直接是兵器——只要他们能够获得相应的票据。”
“待归顺于大明的游牧民族逐渐演变为专职或者兼职的割头族之后，那么残元势力就只剩下三个选择：要么提心吊胆地活着，每天醒来都庆幸脑袋还在；要么学匈奴一样，举族西迁；要么，就向大明彻底投诚，然后将利刃指向尚未归顺的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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