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二狗子搬走之后，陈达昌恢复了一个人的生活，回到初来上海时的安静与独居。
上海的春天来了，几声春雷敲醒了大地。不同于四川盆地，华东地区的春天有风有雨，昼夜温差大。但女孩们迫不及待地换上春装，迎着春风出门，迎接新的生机盎然。
“达昌，下午带你去一个不错的地方喝茶。一起做作业，看看你的课题做得如何了。”春光明媚的上午，单善打来电话约他。
“好的，不应该错过上海的春天。具体在哪里？我直接去吧。”
“还是我来接你吧，下午2点，你下楼就是了。拜！”
自从得知单善的父亲很早去世的消息，陈达昌和她的交流变得谨慎起来，平时也绝不提起关于她家里的问题。一个单亲家庭，妈妈带着女儿，住在上海有名的豪宅区域，开着豪车。这些身上的符号，显然是很多人关心的内容。陈达昌也不例外，但他上次的冒失之后，再不敢多涉及任何关于单善的家庭问题。
2点还差几分，单善的车就到了楼下。
陈达昌带了书包，上车，“上海的春天真不应该待在家里，今天带我去哪里？”
“我们去衡山路，上海春天必须去的一条路。”
从田林路往东，开到漕溪路，笔直开10分钟，就是衡山路了。不算太宽的马路，两边的法国梧桐树组成了一个天然的绿色通道，前几天还光秃秃的树枝，悄悄地挂上了嫩绿的新芽。衡山路的白天和晚上判若两个世界，白天道路上人少车少，只有老梧桐树安静地陪着老建筑，晚上这里就变成了灯红酒绿的夜生活区，到处莺歌燕舞人声鼎沸。
单善轻踩着油门，控制着V8发动机的爆发力，安静地驶入衡山路。她打开天窗，打开两边的车窗，用力呼吸着春天的空气。
“春天真好，有希望的味道。”她对着窗外感叹。
车停在路边的一个停车场，两人下了车。
“走两步，就在前面，有个可以喝茶喝咖啡的地方。我们去那里做作业，喝茶。”
沿着衡山路人行道慢慢地走过去，经过一些小商店，卖外贸商品的小店，小饰品店，专门卖进口烟和食品的店。经过路边一个教堂，尖顶的房子，不大的正门，对着衡山路。有对新人从教堂出来，后面跟着一个摄影师。
“你看，有人拍婚纱照！新娘好美！”单善对陈达昌指了指这对新人。两个人在摄影师的指导下，摆出姿势，引来路人羡慕的眼神。
“生活的本质是自由的内心，健康的身体。拍婚纱照，更多是给别人看吧。生活是属于自己的。”陈达昌说道。
“嗯，我同意。生活是属于自己的，就算演戏，也是演给自己看。”
继续往前，到了一个三层楼的老式小洋楼，两颗参天香樟树穿过小楼的中部，就像给这栋楼撑起了一把太阳伞。入口的门上四个字“香樟花园”，喝茶的地方到了。
单善熟门熟路，带着陈达昌上了二楼，老洋房都带一个露台，正好放下一个茶几，两把椅子。
“茉莉花茶一壶，两个杯子。”她告诉旁边的服务员。
“你也喜欢喝茉莉花茶啊？我们四川人，基本上就是喝沱茶和花茶长大的。”
“我小时候也喝茉莉花茶，家里四川人多，估计是父母的习惯影响了我的口味”，她继续说道“所以我就不浪费时间征求你的意见了，喝茉莉花茶肯定没错。”
陈达昌拿出书和笔记本出来，先放在桌上，占好位置。
“达昌，我妈妈说你是个有理想的人，一个人敢于跑来上海闯荡，没有亲戚朋友，勇气可嘉。”
“没那么高级，就是想多见识一下世界而已。”
“你确定不是逃避吗？”
“逃避？逃避什么？不是逃避吧。”
“你在重庆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爱情，有自己的理想，没必要一个人大老远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来。你做的饰品品牌已经有一定的事业基础，对于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来说，算得上成就了。你为什么要离开？我觉得逃避的因素更大。”
“是吗？我怎么没觉得？你到底是学什么专业的？心理学吗？哈哈……”陈达昌还真没想过来上海和逃避有什么关系，但经过单善这么一说，他内心闪过一丝离开重庆的快感，那种快感，和离开看守所的感觉相似。对的，就是终于离开的解脱感。
“我来读MBA就是逃避。”茶上来了，她喝了一口，继续说，“我原本要结婚，辞了工作，准备去国外定居。结果，我的未婚夫一直瞒着我，他已经有两次失败的婚姻。直到他的第一任前妻联系上我，才让我了解到他的真实状况。我把自己封闭了很长时间，不和人见面。来读MBA，就是想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逃出以前的困境。”
陈达昌吃了一惊，没想到她经历这么曲折，又不敢多问，只能安慰她，“看来你已经战胜了自己，走出了困境。很高兴你能告诉我这些，说出来，就找到了出口。”
“我们班，恐怕只有我们俩是借读MBA来逃避现实和困境的吧。”
陈达昌一时无语，不知如何作答。单善的经历，他完全没有资格评价，也没有资历可以指导，他只能听着。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很小，但也刚刚董事了。他对妈妈很好，两人感情很好，家里充满了温暖。父亲因病去世，从发病到去世，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家里的天，一下就塌了，我和母亲就这样相互依靠，相互鼓励。他们的感情太好太深，如果没有我，估计妈妈也要随他去了。就这样，我在妈妈一个人的抚养下长大。”
时间可以治愈一切，单善说着心底最痛的故事，却没有疼痛的痕迹。
“我爷爷是在上海开纺织厂的，日本鬼子打来的时候，好多上海商人都去了重庆。全家搬去了重庆，工厂也搬到了重庆，我的父亲在重庆出生。外公是重庆人，做货运生意的，在长江上跑船。外公和爷爷在重庆一起成立了公司，扩大了船运生意，在上海也添置了公司资产。爷爷和外公是合伙人，父亲和母亲从小就在一起玩大，青梅竹马。快解放了，爷爷奶奶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外公外婆死活不愿意走，就留在了重庆。”
“这是典型的近代中国资本家兴衰史啊。”陈达昌感叹了一句。
”“也是典型的爱情史”，
70年代，我父亲绕道香港，辗转回到重庆。找到我妈妈。外公和爷爷合资的公司已经公私合营，外公外婆生病在家，我母亲在爷爷以前的纺织厂上班，靠着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两位老人。家里是资本家成分，没有任何单位福利，经常被开会批斗，吃尽苦头。爷爷没撑多久，就去世了，没过多久，奶奶也走了。家里剩下我妈妈一个人，这时候，我父亲出现了。他就是老天爷派来拯救妈妈的，没有他，我妈妈不知道能撑多久。”
说到这里，不知道是爱情故事动人，还是家事太坎坷，她拿着纸巾挨了一下眼眶。
“我爸和我妈很快就结婚，两个孤独的人，终于找到相互的依靠。后来政策放宽，我爸爸就带着我妈到了上海，寻找以前家里购置的家产。我们在静安区有几栋大别墅，都是我爷爷私人购置的。后来都成了国营单位职工的住所、幼儿园、食堂。我爸爸拿着当年地契去找了很多政府部门，政策一直不清楚，没人处理。我爸爸身份是香港人，妈妈是重庆户口，在上海根本无法生活。那时候买米买布都要凭票，有钱都没处用。我就是在这个阶段出生的，借住在以前纺织厂的宿舍里，没有物资，可想而知的艰难。
但我的父母都希望我们内心一定要充满善意和感激，对生活，对人，都不要有埋怨和责怪，以善为本，任何困难都能挺过去。我的名字就能看出来他们的心愿。
80年代后期，相关政策出来了，祖产终于被承认了，也落实了政策。房子可以还给我们，或者政府按照物价部门核定的价格给予一次性补助。我们要回来一栋爷爷买的大房子，就在静安寺后面，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就住在里面。还有几个当时爷爷和外公的公司购置的房产，后来也都直接由政府发了补贴，房子也就归公家了。老房子很难打理，后来上海有商品房，我们就卖了老房子，买了新造的别墅。唉，主要是家里没有男人，老房子也没有保安之类的服务，我妈总觉得不安全。
所以，你知道，你这个四川来的小伙子，为什么这么受我妈的欢迎了吗？”
陈达昌静静地听着，这就是一部家族历史，也是一部讲述整个中国近代发展的国家历史。